陳時中專訪 ・「如果決策下得再慢一點,那我們就死了」 陳時中的三個關鍵決策時刻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

CW LAB VIDEO攝

2020年過了還不到一半,幾乎可以確定,誰會是台灣今年的風雲人物。在100多天內主持164場記者會(還在持續增加中),滿意度超過9成,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衛福部長陳時中2020上半年意外成為家喻戶曉的最強「收視王」、「業配王」,他近日接受《天下雜誌》「CSR@天下」專訪,吐露他的反思。他怎麼看待這趟驚奇旅程?回首防疫過程,他如何做出幾個重要的關鍵決策?

17年前發生的SARS,在相關事務或心理上,對疫情的準備都不足,社會充滿對立氣氛。我們學習教訓,這一次疫情,偶而也有一些對立,大體來講,都是以合作做為控制疫情的重要基礎。

SARS期間我還在牙醫師公會,是公會領導者,那一次我們動作得很快,在1月底就先宣布,從中國回來,如果沒有緊急情況,約診會排到14天以後。我們大概是最早這樣做的單位,在牙醫團體裡也有不同聲音,說這樣宣布不是大家都不敢來看牙了?我那時跟大家講,面對這樣的傳染病,如果能先延後部分醫療,可以避免疫情擴散。

後來和平醫院封院,大家就覺得那是很有必要的事。在疫情裡,每個人體認不一樣,對未來的預知也不同,判斷也相當困難,就會形成一些對立,也不容易合作。因為有SARS的經驗,這一次大家沒有太大的不同意見,大家知道傳染病沒有國界,也不分地域,來了就來了,應該要共同抗疫。

第一個關鍵決策:回溯檢驗、迅速清空

回想這100多天的防疫,我覺得有幾個重要的決策關鍵點。

第一,在第19的案例之前,專家做了很好的判斷。我們從2月14號起往前追溯,住院有肺炎的、或流感篩檢是陰性的病人,我們把全部檢體再拿回來,重新檢測COVID-19病毒。

這很重要,我們那時候大概檢驗了120多位,就檢驗出案19,也避免院內傳染的可能性。後來有幾個案例都在醫院,有些已經在隔離,或事先知道,所以比較好防備。可是案34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在醫院待了蠻長一段時間,然後發病才被檢驗出來。

那一次我們第一時間清空急診室、病房,周圍都做了檢驗,看環境的污染情況怎麽樣?這個案例擴散比較多,相同或不同病房的人、家屬都有一些感染,不過我們動作算快,也算還好。接著是護理機構的護理人員感染,我們在半夜就立刻讓所有人做檢驗,隔天早上把他們都分流開來。

這幾個案例給我們很好的經驗,遇到這些情況該怎麽做,就好像敦睦艦隊出現案例,我們也在第一個時間就召回全部的人,沒有讓他們在外面跟社區接觸,社區裡也沒有疫情傳開。

第二個關鍵決策:關閉邊境

邊境決策也很重要。3月14記者會宣布,歐洲入境台灣的旅客全部要居家檢疫;3月17日亞太地區與美國部分地區入境的人要居家檢疫,3月21號宣布全球都列為三級警示區域。

關閉邊境造成很大影響。對回來的人當然不方便,不過大家都看到,後來有一連串境外移入案例,那時候我們很緊張,尤其是很短的時間就新增100多例,後來甚至到了300多例。

那個決定蠻痛苦的,我知道這樣一關,進來的人就少了,國人要返國都不方便,旅遊警示一出,往外走的交流就變少了。

事後來看,如果那時候沒有這樣管制,進來的人可能會出問題,300多例直接進社區當然會出問題。我們下這個決策壓力真的很大,知道會引起民怨,可是那時也不得不做。當時歐洲確診只有一些,可是在一個禮拜內,變得非常高,美國也一樣。歐美的升高曲線確實在我們的判斷裡,我們雖然對歐美醫療體系有信心,但他們的就醫習慣和台灣不一樣,會潛藏很多病人,我們認為會大爆發。

如果決策下得再慢一點,那我們就死了。

這個過程我並不恐懼或害怕,有問題就去面對它、處理它。這段時間,大部分處理都跟我們的預判沒有太大差異,除了3月14日(指歐洲入境旅客居家檢疫),那一次我們處理慢了兩天,疫情實在來得太快。

寶瓶星號要回來的時候(2月10日),壓力也很大,前兩天才宣布郵輪不能靠港,然後我們自己的船就要回來。我們第一個時間訂了很多計劃,收集完整資訊,聽專家建議,執行面就是一步一步切實做好,問題自然比較小。有一些事情事後看起來,做了,好像是多餘的,但不能這樣看,你有一定步驟去避免某些事發生,那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個關鍵決策:不亂槍打鳥,建立精準防疫模式

我們的CDC(疾管署)也準備了17年,建立起防疫體制,專家小組開誠布公討論各種情況,這段時間變化很快,犧牲大家很多時間。就好像篩檢的條件,我們大概變了十幾次以上,每一次都是大家討論後共識決定,這些決定將來都要對歷史負責。

當然外面有很多意見,說要散彈打鳥地檢驗,才比較不會漏,可是我們討論後,還是決定要精準地做,時間也證明這樣做是對的。大家常說國外做廣泛性篩檢,我們都不願意,隱藏了案例,造成像疫情平穩的假象。 

但是你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台灣各項疾病調查的分類資料、死亡資料都非常透明,每年都會公布一大本,這是騙不了的,況且連續四、五十天,都沒有一個本土案例,如果精準篩選是失敗的話,不會沒有案例。 

CDC在執行上面非常確實,防疫團隊堅強,不管是接觸者,需要檢驗或不需要檢驗者的自主隔離或關懷,我們都在不太干擾社會的狀況下做,我相信,我們在這次疫情建立了精準防疫的模式。

很多的政策會把它想得很複雜,我嘗試把它做得很簡單。政策弄得太複雜,不容易形成社會共識,往往做了很多事,都只是為了替政策背書,這也不是完全不對,但需要很多社會溝通。我選擇的方法就是面對面溝通,直接跟大家講清楚政策,讓全民有共識,然後確實去做,這樣成功率會最高。一個簡單清楚的政策要成功,有很多層面,但執行力是很關鍵的因素。

政策一個是規劃,一個是執行,結果是這兩者相乘。規劃做到90分,執行面只有50分,那也就45分而已;規劃做70分,執行力做到70分,總分49分,還比較高。

7年公務生涯,曾經貢獻過就好了

每天準時兩點開記者會,是我的決定,這也是從SARS來的經驗。

SARS期間,每晚6、7點,當時總指揮官李明亮或陳建仁副總統(時任衛生署署長),都會出來跟大家講一下情況,每次5分鐘。SARS疫情開始比較穩定,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一個就是前署長出來講話,那是一種穩定的力量;第二是SARS中期之後,我們知道發燒兩天後才會有傳染力,一個是社會溝通、一個是科學證據,都讓民心穩定。

陳時中 防疫 台灣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衛福部長政策弄得太複雜,不容易形成社會共識,但陳時中不斷嘗試把它做得簡單清楚,讓全民有共識。圖片來源/CW LAB VIDEO攝。

指揮中心成立後,我們就訂定目標,盡量天天開記者會,讓全民都了解我們在做什麽、現在情況是什麽,大家越了解,就越配合,執行力就越好。

因此,我們最高的戰略是讓疫情透明,我們也很慶幸都做到了。每一次關鍵時刻,我都會想,這樣講民眾會不會恐慌?但如果不透明,人民對我們的政策信心就沒有了。

社會很多人講「順時中」,這些詞彙都是網友或名嘴去發想的,我們都尊重。以個人而言,好像隱私都沒有了,出外也有些不方便。不過這沒辦法,因為天天上電視,但這不是我們主要的目的。不過,對我來講,在整個防疫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盡責,在位置上把自己的責任做好,這是我最高興的一件事。

我常對小孩說,希望大家都能夠做對社會有用的人。我雖然在公務體系時間沒那麽長,加起來也快7年,但我參與公共事務的時間很久,這一次社會有這麼大的事情,我們能夠做一些事情,我也覺得是蠻好的。

疫情會過去,我年輕時也經歷了一段一段事情,做了很多,可是風潮就是會過去,也許會留下一點社會記憶,有經過就好了,曾經有過就好了。

台灣躲過疫情,不只是幸運

台灣能守住疫情,幸運一定有的啦,天公疼好人。當然很多事情我們都預防在前,像院內感染能夠控制在一定範圍,這是長期對醫院的教育訓練、各種評鑒考核等,感染控制已經內化進醫院。

又像敦睦艦隊,原本大家很擔心,但我認為裡面的傳染並沒有那麽厲害,感染率大概11%,其他國家的艦隊感染率是25%起跳。敦睦艦隊在密閉空間的航程並沒有比較短,雖然有四波傳播,可是侵襲率就是11%,是因為艦隊還是有戴口罩,雖然沒有100%都戴,但還是有某個程度的防護力。

艦上的隔離治療也很有效,就沒傳那麽多。醫療體系的警覺性很高,資訊系統也很好,看出幾個案例的關聯性,馬上知道同一個艦隊已有群聚感染,第一個時間就跟軍方聯繫,召開會議,把人全部召回來。如果警覺性不夠,這件事只要再放個三、四天,情勢就完全不一樣。

另外當然也跟台灣人喜歡看病有關,我們的健保系統也提供民眾有症狀時隨時都可以去看病。我經常說,這100多天,看病的人大概450萬到500萬,這個量很大,我們從中大概篩檢了7萬多人,本土個案就是55個。大家都說台灣篩檢得少,其實一點都不少,平均一個確診個案,背後大概篩了150幾個,是世界數一數二高的,韓國大概70幾個。

其實,做那麼大規模篩檢,後面有沒有能力做大規模分流?如果沒有,前端就是白做,況且那麽大的量,只是讓資料更混亂而已。我們很清楚政策目標是什麽,帶來的效益跟可能的傷害是什麽,清楚考慮利弊得失。

社會有很多擔憂,希望趕快有一個清楚的答案,我講過,

我們應該針對可以解決的問題去解決,不要一天到晚擔憂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花太多精力去想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忽略了可以解決的問題,坦白講,我們就失責了。

疫情,讓台灣的光榮感增加了

這次疫情對台灣的影響我想都是正面的居多,民眾對病毒的知識增加了,以後有疫情再來,大家基本的自我保護會做得比較好。

第二是台灣的光榮感、自信心增加了,尤其世界的能見度高了非常多,這都是蠻好的事情。當然啦,不免對經濟有一些衝擊,不過大家也都忍過來了。

陳時中 防疫 台灣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衛福部長因為肺炎疫情,讓台灣人找出團結彼此的最大公約數,也因為在世界做出榜樣,光榮感、自信榮譽感都大幅提升。圖片來源/CW LAB VIDEO攝

有人說犧牲隱私是負面的影響,基本上,我們收集個資的問題不大,我們公布了實聯制指引,就是個資保存最多28天,最小的利用,然後有專人保護,從知情、管理、銷毀都有做。

比較有問題的是,我們把旅遊史放在健保卡上,用健保卡看病,他同意給醫生看,是知情同意。可是他如果不同意,就不能看病,是犧牲看病跟使用健保的權益,這就出現不相稱的問題。

不過,醫療稍微特殊,病人給醫生看病,本來就有責任要據實告訴旅遊史,醫生才能正確判斷,這是病歷的一環,所以這個隱私在醫療裡就不算是隱私,但我們有責任保護,不對外泄露,那就應該還算好。 

在後疫情時代,很多人期待有藥物、有疫苗,但我常講,我們不能只依賴這些東西,起碼自己的個人防護網要做好。在後疫情時代,我們把標準定在防疫新生活。

防疫新生活,是弱強度的疫苗

大家覺得防疫新生活是為了現在,其實,這是為了開放邊境的超前部署,我們不可能這樣一直封,台灣本土有危害的病毒實在非常少,防疫新生活是為了未來在開放的時候,能在台灣建立一道基本防線。

防疫新生活的洗手、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我知道,戴口罩本來就很困難,維持社交距離也是,現在洗手頻率高了,英國一個節目說台灣洗手頻率全世界數一數二,這個勤洗手的習慣也是我們防疫成功的原因之一。這些都需要內化成我們生活的習慣,不但對防疫有效,對於公共衛生、公共健康也是好事。

很多人說其他國家病例很多,有群體免疫,台灣沒有。要有群體免疫,基本上是國家50%的人有免疫,現在世界各國在這麽慘的情況下,也沒有哪個國家免疫人口超過10%,但已經死那麽多人了,台灣要冒風險去犧牲那麽多寶貴性命?當然不可能。

群體免疫最有名、最有計劃在做的是瑞典,可是它帶來的社會代價非常高,我們選擇不要犧牲那麽大,寧願把防線弄好,戴口罩、維持手部衛生,其實也是群體免疫的一環了。

所以我才說,防疫新生活其實是一種弱強度的疫苗。

疫情中一起前行

《2020 我們 ,後疫情時代全解讀》即日起,開放全台讀者索取電子版專刊:立即索取 

《一個河生物的告白》— 2020,為淡水河做一件事|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