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Ost】承受污名的台灣青年,除了低薪還被剝奪能力、願景與生活

黃明堂

從去年開始許多團體逐漸在倡議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究竟是什麼?它跟台灣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我們必須把它放在心上?

在10月15日甫結束的「體會貧窮──貧窮人的台北」活動中,副總統陳建仁發表了對已25歲的「國際消除貧困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的感言──

貧窮問題對每個社會而言,可說是一個既古老卻又始終存在的問題;而每一個社會對於貧窮現象的解讀,以及對於貧窮問題的處理,也會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等環境變遷,而有著不同的樣態。

在此聲明中,陳建仁進一步釐清:「過去貧窮被視為個人問題,是因為自己的道德失敗或不思努力所致,但在經歷過幾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後,不少人意識到,許多貧窮問題其實是結構性的壓迫、制度性的不平等以及剝削所造成的,面對貧窮,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局外人,我們大家都是一體的」。

雖然,在陳建仁的貼文之下,許多網友諷刺副總統消費了「原住民族訴求完整傳統領域」的標語,然而,其對於結構性貧窮的反思,仍然呼應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不拋下任何人」的終極理想。

「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是聯合國在2015年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中的第一項,在「一切形式」底下並列出有7個指標,其重要性、企圖與願景可見一斑。

貧窮不只意謂著低收入,而是選擇權的匱乏

這7個指標分別標出在2030年前希望達到的「消貧」KPI:消除全球所有生活在每日人均1.25美元(約台幣37.4元)以下的極端貧困狀況、各年齡段、不同性別陷入各形式貧困的人數必須減半、執行最低保障的社會福利,並特別照顧窮人與弱勢族群、確保所有人享有平等獲得經濟資源的權利,包括土地、遺產、自然資源、小額信貸等、增強弱勢族群抵禦災害的能力,減低受到極端氣候、社會經濟、環境衝擊的影響、確保發展中國家可以透過合作發展調集資源、執行相關政策消除一切形式貧困、從國家與國際層面都制定合理政策框架,以加快對消除貧困的投資。

分析其願景,除了在「數字」上希冀世上再也不存在「極端貧困」,在方法與策略上還希望從制訂社會福利、保障財產權利、增能以抵禦天災人禍,到擬定國際連動政策、投資消貧的面向都串連起來,以趨近一個將「貧窮」這個社會樣態完全消除的未來。

人不窮了,就可以富起來嗎?從數字上去看待一個人的窮與富,或是從制度上、國際公約上去加強保護一個人不要變得更窮,是什麼概念?這個問題由耶魯大學企業與環境中心(Yale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的大學生寫給聯合國的信〈消除全球貧窮,不只著眼於收入〉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詰問,不僅是質問決定全球事務的最高領袖,也向普世眾人提問:「錢多的人何時會比錢少的人更窮?」(When is the person with more money poorer than the person with less money?)

答案仍然需要回到「貧窮」是如何造成的,又以什麼樣的形式呈現於人間。從個人實質「所得」數字延展「貧」、「富」界線的討論,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 · 庫馬爾 · 森(Amartya Sen)的論述中可更清楚的闡明[註1]Sen將貧窮視為是一種能力的剝奪,而不僅是收入的剝奪。在此觀念下,貧窮即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窮人缺乏機會爭取更多福祉。學術語言是:「依據人所具有的『能力』及其所展現的『功能』評估,當缺乏一些展現功能的基本能力時,就代表缺少實現的機會,此時人就處於貧窮。」

換句話說,阿馬蒂亞主張要超越貧窮的功能類型相當複雜:從有足夠的衣服蔽體、有適當的住所、能避免可預防的疾病等基本生理功能,到可參與社群生活、接受教育。人類需要擁有的最基本機會因此包括可以長壽、健康、享受合理的生活水準、富有創造性的生活,並且擁有自由、尊嚴,對自己與對他人尊重的人生。這既回答了窮人與富人的差距不僅是所得,更重要的是「人類選擇權」的多元性,也回答了以「所得收入」來當做是某終結貧窮的目標,終究是不全面的。

新鮮的肝承擔老鳥的工作量,貧窮世襲卻愈演愈烈

17年前開展的千禧年發展目標(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MDG)中,消除極端的貧困與飢餓也同樣是第一個目標,並在2015的檢討報告中提出,從1990年到2015年之間,發展中國家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比例,已從50%下降到14%;1990 年估算,有19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而2015年則下降為8.36億。

上述這些都是人口比例上取得的消貧成績,但後續的檢討即指出,全球經濟正處在不平等加劇、動盪不安的新時代,且就業機會的增長速度不及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快。國際勞工組織聲稱,在全球205個受調查的國家中有2.04億失業人口,其比較值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當時失業人口才3400萬人。

讓台灣有感的對照,大約可以推算回2009年,教育部所推出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比較容易讓大家理解的方案名稱,就是俗稱的「22K」方案。當時致力於替打工族爭取時薪調漲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對此方案十分有感,現任理事長周于萱當時是大學生,也因此開始關注台灣青年的勞動條件與社會階級流動的僵化。

「企業不用付半毛錢就可以得到一個新鮮的肝,對台灣的勞動市場是很大的打擊。」周于萱說明,當社會對於新鮮人的起薪整體壓低,逼使青貧世代的階級流動更加困難,「過去可能大家會期待高等教育,拿一個比較好的文憑可以促成較好的工作機會翻身,但現在台灣的大學生已經是99%了,你花了更多的時間、精力、金錢去投資文憑,畢業還是低起薪」。更而甚者,青年的貧窮會讓年輕一代看不見遠景,「你收入不穩定、每個月都月光、沒辦法規畫未來」。

這樣的論述並非社運團體無的放矢,就在今年12月,北市社會局最新的申請補助標準出爐,顯示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低於23082元則被列為中低收入戶。也就是說,每月只拿22K(22000 元)最低薪資的族群,在台灣首都台北即已成為「作功德」的中低收入戶。

貧窮的現象不只是在年輕人身上,周于萱提供第一線工作者的觀察:「很多人在企業中工作到了中年,企業會想要找低薪的年輕人進來替換,用一半的薪水給一樣的工作量,造成世代互相擠壓。」中年人失業,背後可能有一整個需要扶養的家庭;年輕人低薪且過勞,無法有餘裕去策畫自己對於未來的想像,貧窮的每個個體不分年紀堆疊在一起。

今年9月,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古允文刊載在台灣新社會智庫的研究〈青年貧窮與低薪:現象與對策〉中指出,在社會大眾的一般認知裡,認為青年世代工作意願薄弱、不願吃苦、缺乏現實感、寧願處於失業狀態也不願外出工作,喜歡依靠父母供養,「認為青年的失業狀況是自發性選擇及逃避心理所造成的結果。」

但古允文的分析結果卻顯示,家庭資源越豐厚的青年無論在失業經驗、就業現況及失業時間的長短上皆有較優勢的表現,亦即家庭無法提供就業協助或急需青年分擔家計之青年有「較高的比例出現失業經驗、現在正處於失業狀態或失業期間較長」。換句話說,青貧世代的組成份子大部分恰恰是因為原生家庭的資本不夠豐厚,而導致貧窮世襲的循環越演越烈。這個分析結果間接駁斥了「青年失業」與「青年好逸惡勞,喜好依靠父母供養而不願外出工作」之間正相關的假設。就實際面來看,許多有高度意願就業的失業青年,並不容易脫離失業或非典型就業的處境,並非單純的「可以靠父母養所以不需要積極找工作」。

周于萱補充,台灣失業率的數字雖然常在3.5-4%之間游移,但數字低並不代表工作無憂,「要看薪水是多少、工時是多長。有些人雖然『至少有一份工作』,但就是用來溫飽,就算再找到下一份工作也不會更好。」很多年輕人在不同工作間轉換,但勞動條件都是很忙很累薪資很低,永遠在迴圈中,直到撐到中年後再被更年輕的勞動者換掉。

回歸現實面,周于萱戲謔卻又嚴肅的指出:「很多老闆都像約定好一樣。」普遍實務上的經驗會看到,資方並不需要特別在意以「守法」為原則,反之,「違法」幾乎不用成本,「他可以不幫你投勞健保、不提撥勞退、要開除你就開除,但勞方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去收集證據、勞資協商,甚至提起訴訟,才可以拿回自己的東西。」

近幾年來,台灣雖然因為勞資法修法的爭議,似乎每個人對於勞動條件開始有了意識,「但勞工還是會害怕去談自己的條件,很難在職場上去談自己本來該有的福利或是薪資。」這又會像是迷路一樣回到原點,當勞工在職場上連一份穩定發展的工作都求不得的時候,很難促成資產的累積、未來的規畫、創意性生產,以及體面、有尊嚴的生活。

保障最低薪資與基本生活、勇敢爭權

九五聯盟這10餘年的勞工運動軌跡,讓周于萱歸納出2個可實踐的脫貧方向:一個當然是繼續跟政府倡議,包括對最低薪資、基本生活的保障;另一個則是鼓勵每一個勞工都勇敢的組工會或加入工會。「當一個人獨自爭取權益的時候,就會擔心同事怎麼看我、老闆會怎麼對我;但今天如果有10個人集體的產生意識,並且合法的採取行動時,工會有工會法保障,善用工具可以幫助勞工爭取到更好的條件。」一個頑固的結構一旦開啟了缺口,未來更多的可能性才有機會發生。

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在去年的「國際消除貧困日」時表示,SDGs推展1年後,全球仍有10億人生活在極端貧窮中,8億多人仍然飢餓且日夜身處營養不良的處境。潘基文亦再次重申,「消貧」項目的重要性在於,「倘若不能完成這個任務,要讓所有人在健全的地球上(on a healthy planet)享有和平、繁榮和尊嚴的普遍願景是不可能的。」

在此談話中,潘基文再度將「消貧」重點定錨於「貧窮不是簡單的以收入不足來衡量。它體現在關於保健、教育和其他必要服務的機會受到限制,且其他基本人權往往也遭到剝奪或踐踏。貧窮既是邊緣化和社會排斥的原因,也是其後果。」

貧窮的討論彷彿沒有邊際、環環相扣。「消滅貧窮」的命題在變化快速的時代越來越像在與變化日益多端、結構卻越發穩固的異形在作戰。但周于萱認為,當勞動意識越來越抬高、民眾越來越熟悉、越來越願意去談論自己的工作狀態,同時也懂得尋求外部資源、刺激思考時,終將會轉變勞動現場的氛圍。

當停留在茶水間的抱怨提昇,每一個個體都集結成有行動力的一份子,去思索「Work to live or live to work?工作究竟為的是生活還是生存?」,當所有人都意識到,雖然每個人有不同的工作型態,但「我們都會遇到勞資問題」、「都有可能一個意外掉出社會安全網之外」,如此就越有可能形成公共化的集體意識。如此,消滅一切形式的貧窮及其後所追求的「合理有尊嚴的未來與健康的生活狀態」,將會成為我們共同享有的未來圖像。

[註1]引自吳奕辰、簡旭伸、陳俊宏(投稿中)<臺灣的國際扶貧行動──從釣魚諺語看權利與發展援助>

(全文轉載自NPOst)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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