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輩需要的是陪伴!」怕阿嬤沒地方上廁所,暖心小七店長變「托老所所長」

彭婉如基金會提供

台中豐原瑞安街上的三角窗有一間「小七」,店長有長照經驗。當遇上對面剛成立的長青學堂,他如何利用自己的專長,讓學堂成為社區的客廳,落實同村共養?

台中豐原瑞安街上的三角窗,有一間7-Eleven。超商右邊的馬路通往百年老校瑞穗國小,另一邊則是舊台中縣長官邸改成的「長青元氣學堂」。「長青元氣學堂」是台中市政府委託彭婉如基金會承辦的實驗方案,陪伴照顧有輕微失智傾向的長者,讓長者在這裡上課、交朋友,重建社會關係。

超商是20年老店,店長林景斌戲稱自己原本是「托兒所園長」,讓小學生放學後能暫時在店裡停留等家長;兩年前元氣學堂進駐後,就變成「托老所所長」。

「學堂開幕沒多久,我就發現有個阿嬤,每天一大早就等在學堂門口。原來是家人很早就要上班,只能先把阿嬤帶過來等開門。夏天外面實在太熱,而且阿嬤萬一尿急沒地方上廁所,就請她進來坐著等,」林景斌描述與學堂的第一次接觸。

台灣的便利商店就像小叮噹的百寶袋,除了販賣商品,也是年輕人的飲料吧、上班族的行動咖啡館、鄰里的包裹代收站、孩子的兒童閱覽室。但對豐原長青元氣學堂來說,這間「小七」是指路人,為它建立起在地的連結。

從此之後,學堂與小七逐漸建立定點接人的默契。曾受照顧服務員訓練、在安養中心實習,也曾是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失智症家屬的林景斌,也順理成章被邀請擔任學堂「社區自治委員會」的委員。

豐原人在想什麼,在地代表最知道

「社區自治委員會」是長青元氣學堂的重要的機制。委員會每半年開一次,由學堂代表、衛生所醫師、警察派出所所長、當地里長、瑞穗國小主任、失智症物理治療學者、家屬代表,以及超商店長共同組成。

在這個多元的委員會中,元氣學堂報告營運狀況與遭遇的困難,委員會成員從不同視角提出想法與意見,形成共識。而這兩年,委員會最常討論的問題就是如何行銷學堂,讓社區正確地認識「它」。

「附近的人將這裡當作養老院,而大眾對養老院的想法,是老、病、需坐輪椅讓人服侍等刻板印象,」林景斌道出附近居民對學堂的想像:陌生、害怕、嫌惡,總之就是不想靠近。

一語驚醒夢中人。家屬代表建議學堂,可以帶著長輩把自已做的芒果冰、香包拿去擺攤,至少要打開大門,跟社區民眾接觸。

從沒有擺攤做過生意的學堂工作人員,畏畏縮縮地把攤子排在自家門前,站在對面的林景斌看不下去,衝過馬路為工作人員上了一堂「擺攤技巧教學」。在他的指導下,工作人員把攤位往外推,還製作了宣傳標語及海報,長輩們也有模有樣開始叫賣起來。

氣氛一對,對面瑞穗國小的小朋友下課後,果然聚集過來了,「我們想的不一樣,這裡的阿公阿嬤是健康的耶!」這個策略果然奏效,小朋友對學堂的刻板印象,被掃除了一半。

老人家的生活所在,社區大家庭的客廳

有了成功的接觸經驗,學堂開始邀請社區民眾使用官邸的場地。首先鎖定的,是學堂草皮上兩棵老欉芒果樹。芒果樹每年盛夏結實累累的,社區人人皆知,還常有好奇民眾翻牆摘取。學堂索性打開大門,邀請家長帶孩子一起來打芒果,做芒果青、芒果冰。

暑假則加辦老幼共學夏令營。夏令營獲得滿堂彩,老人家跟小朋友像是擁有相似靈魂的個體,互動得非常好;阿公阿嬤教孩子挑菜,孩子會牽著阿公阿嬤去上廁所,在外面守著等他們出來。

小朋友說:「我不知道裡面是這樣耶,跟我們想的不一樣,而且阿公阿嬤很好玩,可以跟我們一起玩,一起跳舞。」夏令營的最後一天,小朋友抱著阿公大哭,之後經過學堂就會想進來看阿公阿嬤。學堂一點一滴地紮進社區,生了根。

長輩最需要的照顧,是社區的陪伴

隔著馬路看學堂長輩每天進進出出,林景斌說:「我在這裡,看到的是陪伴。」

學堂長輩的一番話,也印證了他的觀察:「我在家裡多想跟孫子聊聊天,但沒有人會來跟我講話。來這真是享受,有事情做,有朋友可以交,還有好吃的食物。」

其實,台灣戰後嬰兒潮的長者有強烈的共通性:年輕時,重心在工作跟養兒育女,不知何謂興趣、娛樂;隨著年紀變長與職業生涯結束,伴隨工作而來的職業頭銜、人脈、能力,也跟著消逝。甚至因為長期缺乏互動刺激,逐漸失去與人溝通的能力,生活網絡縮小到只剩一間斗室。

那種無法言說的深沉無用感,就是「社會排除」。  

長照政策對老人生活的想像,決定你我40年後的老年生活 

我們對長照的想像是什麼呢?可能是一個建築物、一群長輩,以及照顧人員的組合,但這與長輩原本的生活情境並無二致。

學堂的經營團隊彭婉如基金會,對學堂的想像並不是「在一棟建築物裡照顧20幾個長輩」,而是期待成為社區的一份子,讓「照顧長者」成為社區的共同關心的事。經過一番落地磨合,學堂是「老人家生活的所在」「社區大家庭的客廳」的圖像,逐漸明確。

學堂將主建築旁的一個平房,開放給社區民眾做多元運用,除了一周兩天共餐服務,也開辦肌力班與各種講座活動。

為招收肌力班學生,委員會中的衛生所駐點醫師建議,學堂應該主動出擊外展服務民眾,於是便有了「元氣列車」:元氣列車到社區不同的定點做檢測,篩檢出衰弱期及輕度失能失智症的長者,並提供預防及延緩的衛教及課程,希望維持長輩的健康與生活自立。

其實,長照可以是有生命力的有機體,伸出自己的觸角,與外面的社區建立連結。這些連結常常在預料之外,可能是對面熱心公益的便利商店的店長,可能是擔心長輩走失、每天幫忙看頭看尾的早餐店老闆娘,更可能是願意釋出時間資源、讓長輩體驗不老消防員的消防隊隊長。

當這些觸角交織出綿密的生活照顧網,共同關心、照顧長者時,長者就能重回人們的視線,融合於社區之中。我們時時覆誦的西方諺語「同村共養」,就成為長輩真實生活的一部分。

當長照在台灣被視為前/錢途看好的「產業」時,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當長照政策制度在經費來源、照顧人力、及服務內容級數之間來回理性計算之餘,對於這一群老人生活的想像是什麼?這套制度,決定的也是你我40年後的老年生活。

(本文原刊載於《未來城市@天下》,授權《CSR@天下》刊登。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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