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盡世間情，行遍生死谷。70不惑的心靈醫生有顆柔軟心，對他而言，年齡，是置之度外的問題。讓他重生的臨終醫療，不但是高齡社會要面對的課題，更可能是你我都必須學習的人生態度。
約訪日本「照護城小平診所」院長山崎章郎醫師兩次。第二次才成功，時隔一年。
72歲的他是日本安寧緩和醫療的先鋒，在這個領域累積了25年以上經驗。1990年，寫了《且讓生死兩相安》（《病院で死ぬということ》，台灣已有中文譯本）一書，以臨終醫療為主題，描述癌症末期病人與病魔搏鬥的日子，充滿人道關懷，後來被拍成電影。
推廣緩和醫療的心靈醫生
小平診所位在距市區約一小時車程小平市御幸町僻靜的一角。步下公車按圖索驥，稍不留意，很容易錯過。
診所像一棟普通的三層樓房，寫著「ケアタン小平」的木製招牌，立在高大的樹蔭下，四周爬滿蔓藤植物。植物亮綠的葉芯茁長出白色小花，庭院裡晾曬著衣被。
鼎鼎大名的醫生隱身在私人醫療照護型住宅15年，這裡住有臨終前患者和健康的銀髮族，也附設日照中心。他從這裡出發，往返罹患末期癌症的病人家中，依患者所願從事緩和醫療，是協助患者儘可能在家臨終的診所醫生。
生命品質名列前茅的日本也有臨終難民
根據日本衛福部所做「醫療設施」調查，積極協助臨終患者在宅往生的診所和醫院不多。以2014年為例，診所合計受理4312件，醫院476件。這個數字，僅占診所全體的4.7％和醫院的5.6％。
但是，事實上，希望自己的老窩是最後之家的日本人接近5.5成，約有70多萬人。
「家，才是最理想的善終之處，」山崎醫生說道。出身福島縣的山崎醫生瘦高挺拔，黑色圓領罩衫襯得銀髮閃閃發亮。「人死的方式不同，也無法控制。如何善終是大事，」說到這裡，山崎的雙手緊握，神情有點嚴肅。
「臨終照護的核心價值是透過醫療行為，讓人在生命的盡頭，能夠持續維持鎮靜的狀態，如果可能，也要讓他們感受到活著的快樂。」
要做到這一點，只靠醫生一個人的力量有限，這需要團隊，家屬、護理人員、社工、志工等都是重要成員。「即使罹患重病，在家度過最後的人生是可能的，」這也是他20年來努力以致的目標。他堅認，即使患者在日常生活上已無法自理，但是，只要有前述那些人陪伴在旁，24小時全天看護，就可以做得到。
在「生命的品質」（Quality of Death）這個評價中，日本的名次逐年晉升。根據英國《經濟學人》2015年的調査，全球80個國家中，日本排名第14。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臨終難民」的名詞依然應運而生。根據日本衛福部分析，主因是日本的醫療機構迄今還是無法充分配合。目前，在宅往生僅12.8%，在醫院或診所者則高達77.3%。
陪伴 安寧療護的最高哲學
「曾有患者形容，死在醫院就像死在旅途中，」他的語氣變緩、雙眉微蹙，「我在醫院看過太多例子了。在醫院裡，人離開人世的樣子，一點也不平靜。」
希望在宅臨終帶動了一股風潮，有家庭氛圍的機構興起。日本第一家私人的安寧之家是宮崎市的「母親之家」（かあさんの家），2004年誕生。距離1983年最早附設臨終醫療室的靜岡縣濱松聖隸三方原醫院，以及1984年的大阪淀川基督教醫院，已是20年以後的事了。
小平診所祥和靜雅，也是一種有家庭氛圍的安寧之家。收費公道，一個月約6萬元台幣，與公家機構沒有兩樣。房間有20幾間，經常滿員，食堂的餐營養滿點，因為評價太好，還做外送。附落地窗的澡堂，可以飽覽窗秋楓與春櫻，也有為送終的家屬準備的榻榻米房間，房間溫馨敞亮。
安寧療護的最高哲學是「Not doing, but being（不必再做任何事，只要陪在身邊就好）」。這個觀念於1980年代傳入日本，起源於1967年的倫敦，首倡者是英國醫護與社會工作者桑德絲（Dame Cicely Saunders，1918~2005年）。
在接觸安寧醫療之前，山崎表示，他和許多醫生一樣，習慣對臨終患者施行蘇生術，例如人工呼吸或心臓按摩等。直到他知道這不過是醫療工作者自我滿足的行為，已是行醫8年以後的事了。
書，是他的啟蒙師。
1975年，從千葉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同大學附屬醫院工作，是消化器官的醫生；1983年，上船擔任船醫，工作了一年。下船後，在千葉縣一家市民醫院任職；1991年，轉赴聖約翰會綜合醫院櫻町醫院開始接觸臨終醫療，2005年開設小平診所迄今。
臨終醫療成為終生職志，是他人生與行醫生涯的轉捩點。這與他邂逅的兩本書有關。
擔任船醫的那ㄧ年，前半年搭乘的是北洋鮭鱒船團母船，後半年則在南極海底地質調査船上度過。
「在南極海船上讀到一本書。那本書，徹底地改變了我的人生。」書名是《論死亡與臨終》（《On Death and Dying》），作者是伊莉沙白・庫伯勒羅斯（1926~2004年，Elisabeth Kübler-Ross, M.D，有生死學大師之譽）。書中，作者提及在年幼時親眼見到有人在家人溫暖的目送中死去，「我這才知道，原來，人可以在家裡平靜地死去。」
家屬是第一要角
第二本啟蒙書是1986年，大阪淀川基督教醫院柏木哲夫（1939年）醫師的《支援患者與家族的臨終醫療之實際狀況》（暫譯，《死にゆく患者と家族への援助―ホスピスケアの実際》）。
這本書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臨終醫療一定要把家屬列入的這個提示。也就是說，家屬、患者和照護者是一體的。「在治療患者的同時，也要關照到家屬。對家屬的關心甚至要超過患者。」柏木醫生發現家屬是臨終醫療重要的支撐力量，這個獨到的見解，讓山崎感佩不已。
經常赴日本各地演講宣導的山崎，接觸病患家屬的機會很多。「對家屬來說，臨終照護既陌生又艱巨，經常因為缺乏經驗而坐立不安、進退失據。」事實上，家屬如果無法熟練地從旁協助，安寧療護也無法順暢地進行。察覺到這一點，臨終照護教育在日本日益受到重視。
還有一點，是「多死社會」這個議題。山崎醫生本身是戰後第一次嬰兒潮出生的「團塊世代」（1947到1949年出生者，約800萬人）；1971至1974年則是第二次（約600萬人）的嬰兒潮，其稱為「團塊Junior」。
團塊世代支撐了日本的經濟成長，但是到2025年為止，全都將超過75歲，這時，日本一年預估需要看護的人數達100萬人。
迎難而上柔軟心
據報導，2015年，日本的死亡人數超過130萬人。「日本面臨多死社會，」媒體紛紛如此報導。2039年死亡人數預計將升至167萬人。之後，儘管逐漸減緩，但是，依然維持在每年160萬人左右。
換句話說，除了戰争和流行疾病等以外，在短期間內死亡人數突然增加如此之多，在全球也極為少見。
由此，多死社會所產生的臨終難民，成為日本新的醫療議題，史無前例，難題如山。山崎坦承，無論在安寧療護或在家往生方面，「日本做得都還不夠，有許多努力的空間，」說著說著，他邊挽起袖子，這個難題，似乎讓他腎上腺素飆高，同時激發了迎難而上的鬥志。
山崎含蓄自持，但在年輕時也曾熱情衝動過。他參加過學生運動，後來受挫，有一段時間十分消沈。直到當了船醫、邂逅了兩本書，決定走上臨終醫療的不歸路以後，人生才重現曙光。
從看診醫到心靈醫生，其心情的轉折如何？「覺得自己能做的事情更多了，」言簡意賅，思考正向。
年齡，是置之度外的問題
知道的人不多，山崎醫生是酒豪。2005年開設小平診所之初，有半年無法沾酒，因為只有他一個醫生，必須24小時待命。出診時，有患者嗜酒如命，儘管罹患頭頸癌，口腔與下顎中間鑿了個洞，依然每天堅持小飲威士忌。但是，威士忌老是從洞口流出，「哎呀，怎麼喝，都醉不了呀，」患者向他抱怨。有60多歲愛吟詩的肺癌患者披露作品：「皮包骨似的臀部，一忽兒被便盆給吞噬，啊，冬天的清晨」。
身處人生的終點，不忘嬉笑怒罵，毫無忌憚，把看診的山崎也逗樂了。
山崎醫生的身心狀況表現在他的肢體語言。與人握手的時候，力道很強，身體和頭部會順從地傾向對方；在著作上簽書的時候，能夠深蹲到與矮几同高，手腳硬朗。
望盡世間情，行遍生死谷。70不惑的心靈醫生有顆柔軟心，對他而言，年齡，是置之度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