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李登輝2020年7月30日病逝，享壽98歲。「民主先生」、「寧靜革命」...，他是最後一任由國大代表間接選舉的總統，也是台灣首任由人民直接選舉的總統。他是高度政治性的台灣領袖，但在12年總統期間，是台灣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推動金融、電信與油品自由化，以及融入國際經貿體系的關鍵時刻；是台股首度上萬點、資金簇擁房價高漲，也是無殼蝸牛首次上街頭與農民運動爆發的大時代。
李登輝最後兩年的總統任期，台灣建築業、製造業、銀行業等行業，逾40家企業爆發淘空、財報不實的弊案，導致本土型金融風暴，這成為台灣高度關注公司治理，推動修法高度監管企業的開始。
北市的成功國宅，來自李登輝與郝柏村的合作
1978年，李登輝獲派任為台北市長。這是他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角力的開始，住宅問題，也多次成為他擔任政治領袖時要處理的重大民生議題。
當時，國民住宅條例剛剛宣布實施沒多久，接任台北市長的李登輝決定讓條例落地實施，但是台北市政府缺地，他與時任陸軍總司令的郝柏村共同簽訂眷村改建國宅合作計畫，成為後來的成功國宅。這原本是為了解決老舊眷村住宅品質與台北市民買不起房的政策，但因為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依據實價登錄資料，近一年的平均成交價接近每坪70萬元。
1989年，李登輝就任第七任總統，當時台股正要衝上第一次的萬點，「台灣錢淹腳目」是用來形容資金的豐沛，瘋狂的資金也讓房價不斷創新高，導致台灣首度出現無殼蝸牛上街頭的社會運動。李登輝因此推動一坪6萬元的「國宅」，但購買者限定為勞工，因此其實是「平價勞宅」，且主要由台糖的土地開發，包括彰化、台南、屏東等地，沒有真正解決都會區的高房價問題。
住宅政策，究竟是要放手由市場完全決定，還是政府適度伸手掌控，直到2020年的今天，仍然是台灣政治領袖的難解課題。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並存與擺盪
承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計畫經濟，李登輝任內也推動預算規模達8.2兆台幣的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包括擴建桃園、高雄機場，興建高速鐵路等；同時，也訂定12項建設計畫，計畫續建台中港，核電二廠、三廠，以及每年興建2.5萬戶國民住宅等。其中，核定建立每一縣市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音樂廳，是台灣各地出現許多蚊子館的原因之一。
他在總統任內，也是台灣自由化、朝向市場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包括金融自由化、油品自由化與電信自由化，一方面，民間企業的活力釋放了，開始有愈來愈多的民營企業大集團發展；但同時，台灣也出現銀行過剩（over banking）的惡性競爭現象。很久之後的雙卡風暴，與當時一口氣開放15家新銀行設立不無關係。
也許是因為如此，行動通信執照與加油站零售業許可都採取有限度的自由化，可說是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之間的折衷思維。
此外，李登輝時代也是台灣進入國際經貿體系的關鍵時刻。1990年，台灣首度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義加入當時最重要的國貿組織「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GATT與世界貿易組織（WTO）並存一年後，由WTO取代GATT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貿易組織，台灣從GATT的觀察員到WTO的觀察員，一直到2002年前總統陳水扁任內，台灣才技術性的與中國大陸幾乎同時加入WTO。
在申請加入與觀察員身份期間，台灣不斷強化國際經貿體質，也不斷修正關稅，過程中也衝擊到台灣的農牧業。1988年5月，剛剛就任第七屆總統不到半年的李登輝，就遇到台灣社會史上著名的「520農民運動」，中南部農民上街頭抗議政府開放農產品進口，農經背景出身的李登輝推出相關的農業發展政策回應，包括全面實施農民健康保險等。
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自由經濟與高度監管同在，可說是李登輝時期台灣經濟政策的特色。
李登輝對企業的影響體現在台塑身上
李登輝對企業發展最大的影響，當推兩岸關係的「戒急用忍」，當時正打算前往大陸設廠的台塑創辦人王永慶，最終把六輕計畫留在雲林麥寮。這對正在高速發展中的台灣經濟是一項重大決策，但在環境課題浮現的現代，六輕留在台灣是好是壞？已經很難評價。
2010年，後王永慶時代的麥寮屢傳工安事件，李登輝曾痛批台塑已忘記創辦人王永慶重視「社會責任」的理念，這也是他少數提到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時刻。
在他最後兩年總統任期，台灣先是躲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當時韓國遭受重創，一度出現政府要求人民「把黃金借給政府」的自救運動，台灣則是相對平穩。
不料，1998年台灣接連出現東帝士、東隆五金、國揚建設、中興銀行等等的企業淘空與財報不實弊案，導致台灣的本土型金融風暴。企業主藉由五鬼搬運法、作假帳等等手法炒股價、超額貸款，讓台灣金融與產業界重傷。
在此之後，台灣開始強調企業治理與嚴查股市內線交易等一系列的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修法。但後來又出現2004年的博達案、2006年的力霸案，社會發現要遏止地雷股、企業淘空，政府修法速度還是太慢，光靠法令也無法周全。
再後來出現的CSR、永續經營ESG等的企業自治，藉由投資人力量要求企業善盡社會責任，以及包括「天下企業公民獎」等國內外的企業評比，讓企業自治成為經營主流，才多了市場的力量制衡企業經營者的貪念。
李登輝的政治主張與表現遠遠超過他的財經思維，但在那個股市上萬點、無殼蝸牛上街頭都是「第一次發生」的年代，也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