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公布一次的亞洲公益指數結果出爐，台灣與新加坡蟬聯最慈善國家，在亞洲18個經濟體屬於「做得很好」的領先群。台灣做對了什麼？有哪三股力量支撐台灣的公益與慈善？
2020年4月1日，新冠疫情橫掃全球之際，台灣宣布第一波國際人道援助計劃，捐贈1,000萬片醫療口罩和其他醫療用品給疫情嚴重的國家與邦交國。非營利的世台基金會（STUF United Fund Inc.）、阿喜狗基金會（Animal Rescue Squad International）也募款捐贈了15萬片口罩。台灣人的慈善愛心，幫助無數受疫情摧殘的人們，也得到國際認證，再次位居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CAPS）公益指數（Doing Good Index）高分榜首。
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說，「公益指數提供能夠增強我們集體行善能力的工具與策略。我很高興台灣在指數中表現出色。」
公益指數是什麼？
2018年，位於香港的非營利組織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首度公布亞洲公益指數，在亞洲15個經濟體中，台灣和新加坡並列慈善做得最好的國家。2020年7月，兩年公布一次的亞洲公益指數新出爐，在亞洲18個經濟體中，台灣與新加坡仍蟬聯最佳慈善國家。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的2020年，台灣防疫有成，幸運躲過疫情，即使在慈善領域，也名列亞洲前茅。台灣為什麼做得好？CAPS創辦人夏露萍（Ruth A. Shapiro）應《CSR@天下》邀請，撰文分析台灣到底好在哪，以下是夏露萍分析：
亞洲國家經濟快速成長，社會各方面有了驚人進展，但這些進展卻沒有被平均地分享，全球仍有2/3的貧窮人口住在亞洲。當疫情衝擊全球，捐錢給在地社區變得愈來愈急迫。我們看到政府、民營部門與社會部門（social sector）的合作增加。遺憾的是，我們也發現，受危機影響最大的仍是最弱勢的族群。
台灣是一個非常善於利用社會各階層資源來改善人民生活的國家，在疫情爆發前就是如此。但儘管台灣政府與人民以高超的紀律應對抗新冠肺炎，疫情仍造成經濟困難。在台灣，「新冠貧民」一詞是指由於疫情而導致經濟狀況惡化的人們，經濟衰退不只影響旅遊、餐飲、與娛樂業，甚至連科技、製造業也難逃影響。
CAPS的使命是提高私人社會投資的品質和數量，以應對社會挑戰。我們相信，為了應對共同面臨的挑戰，政府、民營部門和社會部門需要獨立和共同的行動。我們兩年一次的報告「公益指數」是一項比較研究，調查促進或阻礙私人投資流入解決社區問題的因素，提供工具和策略來提高集體行善的能力。
公益指數排名 台灣屬於做得很好的領先群
在公益指數中，排名有四類：「做得不夠」（not doing enough）、「做得還行」(doing OK)、「做得不錯」(doing better)、與「做得很好」(doing well)。 台灣屬於「做得很好」中的領先群，但仍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新加坡也在「做得很好」的類別中。
在其他類別的國家則以幾種方式有所不足。在「做得不夠」的國家中，柬埔寨和尼泊爾在創造有利環境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柬埔寨，對個人捐贈沒有稅收補貼；而在尼泊爾，對企業也沒有這樣的獎勵，這說明政府並不完全支持慈善捐款。那些「做得還行」的國家，大多都處於法規和政策不斷改變、增加的狀態。「做得不錯」的國家，政府政策多數良好，但由於缺乏社會參與而受到影響慈善品質。
透過公益指數，可以指出需要改進的領域，來幫助亞洲各國行善。
首先，政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它擁有促進改革的三個重要槓桿：法規、稅收政策、與採購。台灣政府與許多其他亞洲經濟體不同，將社會部門視為重要的合作夥伴，而無需有戒心。
台灣有1/3的社福團體（Social Delivery Organization，SDO）跟政府有合約。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政府合約通常會為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提供永續、可靠的收入來源，而這些組織通常沒有多少儲備金來應對如因新冠疫情導致的資金嚴重不足。 此外，在我們查過的台灣社福團體之中，有將近一半有獲得政府補助，在我們研究的其他經濟體之中，這個比例僅有28％ 。
資金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政府支持的合法性和可信度。
個人小額捐款占台灣NPO預算43% 亞洲最高
政府還負責管理社會部門的法規，而台灣政府制定有助於提高問責制與透明度的法規。在亞洲，由於一系列醜聞和社會部門長期不透明，出現信託赤字，使出資者不願提供所需資金。只有提供報告與良好治理實踐的條例，才能夠幫助組織講述自己的故事並解釋其影響，從而提高信任。台灣在這方面表現卓越，並制定加強社會部門的法規與政策。這也讓台灣給社福團體的個人慈善捐款平均佔其預算的43％，是全亞洲最高。
政府還負責稅收政策和需求。在這方面，新加坡在世上獨樹一幟，對個人和企業捐贈都提供250％的稅收補貼。 儘管新加坡的稅率低，從實際貨幣角度來看，低稅率仍然有意義，同時也是政府強烈鼓勵慈善事業的有力訊息。另一方面，台灣提供100％的稅收補貼，但個人的最高稅率為20％，企業的最高稅率為10％。
民營部門呢？在疫情前台灣的企業社會責任（CSR）就已經相當發達。根據《天下雜誌》報導，2017年，台灣企業的慈善捐款超過82億新台幣。自2014年以來，台灣金管會強制要求股本超過新台幣100億元的上市企業、以及金融機構、食品業、化工業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產業要繳交CSR報告。（2017年起，股本50億元以上的公司也必須出版CSR報告書。）
在這個領域，我們調查了2,189個包括非政府組織、基金會與社會企業的社福團體。 此外，也對18個經濟體的145位包括會計師、律師和學者的社會領域專家進行了採訪。在我們的調查中，有7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有得到企業補貼，有66％的人與企業志工合作。
最近，台灣企業對疫情的回應已提供充足的證據，表明企業願意在需要時提供資助。企業除了提供口罩、個人防護設備和醫用設備之外，還提供貸款服務，減輕租金，並為在第一線工作的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又例如，台灣大哥大提供免費行動網路，以便孩子們在家中學習。積極的民營部門似乎是台灣的常態，參與程度也逐年增加。
台灣公民社會支撐社會創新
如果社會是一張凳子，公民社會就是它的第三隻腳。我們的研究重點關注在第一線提供商品、服務的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台灣大約有64,000個非營利組織，目前社會企業約有400家，正不斷增加中。社會部門組織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人才，75％的社福團體報告中指出，很難招聘到技術熟練的員工。但隨著亞洲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將公益服務視為工作和生活滿意度的基本要求，這種情況正在改變。
台灣之所以在公益指數躍居亞洲領先國家，是因為法律與政策可以促進一個負責任而透明的社會部門，以及政府部門與與社會部門的良性的互動。跨部門的合作已是常態，社會創新也受到歡迎和鼓勵。對「弱勢群體」存在的認知，代表整個社會正在逐步提高對有需要的人的幫助。台灣提供了值得我們去理解和模仿的範例與策略。
作者簡介
夏露萍（Ruth A. Shapiro）是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CAPS）的創辦人兼執行長。公益指數（Doing Good Index）在台灣的合作夥伴為國立政治大學的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是CAPS的主要贊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