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斯德哥爾摩宣言50周年，地球峰會回到斯德哥爾摩舉辦。這個每10年舉辦一次的地球峰會有哪些演變？最近三次峰會有哪些重大意義？「CSR@天下」專訪曾參與過2次峰會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林子倫，分享他的觀察，以及從峰會結果看全球達成淨零任務的可能。
CSR@天下長期關注國內外的永續發展趨勢，時值地球高峰會登場，特別邀請曾參與過去地球高峰會的台灣環境規劃協會理事長趙家緯，擔任「Stockholm+50永續特企」總編輯，從國際的趨勢觀察，給台灣最關鍵的永續指引，讓各界也可以看到這一場目前在台灣幾乎無聲的永續浪潮。
Stockholm+50地球高峰會提出了10點關鍵建議（Key recommendations），促使各國加速行動，以確保世界能夠健康、繁榮地持續發展。
以下為Stockholm+50 10點關鍵建議：
１.藉由意識到健康的地球是和平、團結和繁榮社會的先決條件，將人類福祉置於地球健康和人類繁榮的核心；整合道德價值觀，重建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態度、習慣和行為，以支持我們的共同繁榮。
２.藉由實現1972年《斯德哥爾摩宣言》原則1所闡述的願景，承認並落實人人享有乾淨、健康和永續環境的權利。
３.藉由定義和採用新的進步和人類福祉指標，在考慮環境價值的經濟和財政政策的支援下，在整個系統範圍內改變我們當前經濟體系的運作方式，為建設健康的地球做出貢獻；投資基礎設施，制定有效政策，鼓勵開展全球對話，以促進永續消費和生產；促進逐步淘汰（phase out）化石燃料，同時根據各國國情向最貧窮和最脆弱的群體提供有針對性的支援，並認識到需要為實現公正（just）過渡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援。
４.藉由加強環境方面的國家立法、預算、規劃進程和體制框架，加強國家對建立健康地球現有承諾的執行；促進基於證據（evidence-based）的決策，包括加強學術學科（academic disciplines）和專題科學小組（thematic scientific panels）之間的合作、善用原住民與傳統知識的洞察和專業知識；擴大對友善環境技術的支援、發展、獲取、以及融資。
５.藉由制定、實施精心設計的政策、重新評估對環境有害的補貼，使公共和私人資金流動與環境、氣候和永續發展承諾保持一致；重新調整、調動和擴大公共和私人資金流動，以支持經濟多元化；採取復甦和刺激措施、混合資本來源以及增加金融流動的去風險工具。
６. 藉由採取和實施政策，促進價值鏈中的循環、資源效率、再生生產方式和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加快對食品、能源、水、建築和建築、製造和行動通訊等高影響部門的全系統轉型。採用提高和加強企業透明度和問責制的框架；透過支持受影響的青年、勞動力和地方社區，加強創造綠色就業機會和微、小、中型企業的能力和技能，促進公正轉型；以推廣提供健康飲食和最大限度減少糧食浪費的再生農業和漁業方法，包括投資海洋經濟，實現糧食體系轉型。
７. 藉由意識到已開發國家在促進永續轉型方面發揮領導作用的重要性，重建彼此的信任關係，加強合作和團結；支援發展中國家落實國際商定環境協議的能力建立和技術轉讓，並考慮各本國的情況，履行每年為發展中國家籌集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的承諾；使所有利害關係人，包括青年、婦女、農村、原住民族、宗教團體和地方社區，在國家和國際層面有實質意義地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８. 加強並重振多邊體系，確保建立一個基於規則（rules-based）且有效的多邊體系，來支持各國履行其國家和全球承諾、並確保多邊主義是公平有效的；加強環境法治，包括促進聯合國系統內以及多邊環境協定之間的收斂（convergence）和協同（synergies）；加強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與UNEP@50政治宣言一致。
９. 藉由參考《斯德哥爾摩+50年全球青年專案小組政策報告》（Stockholm+50 Global Youth Task Force Policy Paper），認知到代際責任（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是健全決策的基石；強調培力青年與金融機構打交道的能力的重要性；意識到青年在環境行動中的關鍵作用，並注意到在促進青年有意義的參與方面取得了進展，以及呼籲多邊環境基金在資助計劃中納入包容青年（youth-inclusive）的參數，並進一步採取措施，確保青年組織能更輕易獲取環境行動資金。
１０. 藉由加強和重振正在進行的國際進程，推進斯德哥爾摩+50成果，包括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在國家管轄範圍之外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實施協議，以及制定一項新的塑膠公約；參與2022年聯合國海洋大會（UN Ocean Conference）、高級別政治論壇（High Level Political Forum）、《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第27次締約方大會（COP27）、未來峰會（Summit of the Future）等相關會議。
「CSR@天下」專訪曾參與過2002年、2012年兩次地球峰會的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林子倫，與讀者分享他對此次Stockholm+50地球高峰會的觀察：
Q1：你怎麼看Stockholm+50的成果？
從會議成果來看，跟歷屆相比，這次其實相對是比較比較單薄的。
上一次2012年Rio+20發表了《我們想要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1992年第一次會議在里約也有通過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及土壤沙漠化等三大公約，成果豐碩。
這次會議，閉幕大會主席聲明稿中的10個關鍵建議，應該是此次最具體、最正式的大會結論，所以如果從這個結果來看，比起歷屆內容，規模或內容其實縮水很多。
但這10點涵蓋了這幾年來的重要發展，它再次確認我們從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後，這50年來全球環境治理架構的關鍵重點。
從1972年首次的人類環境會議，第一次初步將環境議題與貧窮扣連，1992年把環境跟發展結合，這一次更明確的把環境發展、人權，要以自然為本的議題拉進來。
這次和COP26很類似，也強調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但我覺得這次更清楚地扣連人權相關議題。因此我認為這10點結論字字珠璣，基本上都是很精要、把所有的議題統合在這10點的關鍵結論中。
這次最特別的是青年的聲音有在結論中（第9點）被強調、凸顯，這和過去比較不同，我認為這有世代的正義與傳承的意涵。
此次會議有許多人強調：「我們無法再等待另外一個50年」、「我們不要Stockholm+100」。自從IPCC 2018年報告提到未來10年是關鍵的10年，青年世代在這裡變成非常重要的角色。
過去通常只會說要納入青年世代的聲音或看法，但這一次某種程度是公開、有一點endorse（背書）青年的政策報告，我覺得不容易，因為等於整個第9點，談到所有的決策治理機制、各類基金必須把青年世代納進來，把青年世代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與者、利害關係人，這非常關鍵，也是這次會議最大的成就之一。
從今年的標題就可以看到，prosperity for all，是希望能建構一個可發展、可繁榮的地球，也是我們的挑戰和機遇。這除了扣合環境發展相關的議題，人權、青年議題也被更清楚地被肯認，讓我們對永續發展有新的概念與詮釋，永續發展的內涵更豐富了。
Q2：您過去有親自參與了2002、2012年的地球峰會，回顧這三次，是否有哪些異同？
10年、20年前我都有參與，這次因為疫情，可惜無法成行。
往年地球峰會至少都是一個星期的活動，在6月5日世界環境日前後舉辦，但這次因為疫情、俄烏戰爭兩大影響打亂了腳步，大會在人選、團體、活動的邀約都有一些限制，正式的會議只辦了兩天，出席的國家領袖也以歐洲為主，整體的會議規模大大縮水。
但仔細回想，其實歷屆會議都滿坎坷的。我特別要提醒，環境議題和全球的政治經濟發展是糾結在一起的，雖然在學術研究上，我們將環境問題歸類為所謂非傳統安全議題。而所謂傳統安全，指的是軍事、外交衝突等議題，可是事實上，在這幾年我們看到這些重要的環境議題早就躍升為國際的主流議題了，甚至都影響到健康、糧食安全等很多的面向。
這幾次全球性的地球高峰會議，也都跟全球的政經局勢發展有很大的關係。1991年剛好爆發波斯灣戰爭，所以那時候1990、91年的中東情勢，也影響了92年一些大的局勢安排。
2002年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辦的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SSD），因為2001年美國遭到911恐怖攻擊，所以那時全球局勢是非常不穩的，像這種國際的大型會議都會想避免舉辦，怕變成恐怖攻擊的目標。所以當時為了要不要舉辦WSSD有一些辯論，後來延到8月才舉辦。
2012年的Rio+20也延後舉辦，原因有幾個：世界才剛經歷了金融危機，因此全球經濟情勢不佳，且里約在會議籌辦方面也還沒準備好，再加上6月5日前後，剛好是英國女皇的就職60周年典禮，全球領袖都跑去英國參與女王慶典，所以Rio+20會議後來也往後延。
2022年這一次則是碰到全球的疫情，再加上俄烏戰爭，議程也縮成短短兩天。
回顧這三次會議，我們看到永續發展這一條路其實是滿顛簸的，都會受到當時的全球外交、軍事、地緣政治，還有各主辦國的內政等等的影響，所以它其實是非常複雜且糾結的，也讓我們在討論環境議題時，相對更複雜。
從議題回顧來看，1992年里約地球峰會是第一次將環境跟發展這兩個議題放在一起，這是很重大的成就，也是Sustainability正式進入國際舞台。而且那次涵蓋面向非常廣，有三大公約：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抗沙漠化公約，再加上里約宣言、21世紀議程（agenda 21）等等，有非常多重要的成果，也被認為是1972年之後最大的一個里程碑。
可是2002年我覺得氣氛相對是不好的，因為它在約翰尼斯堡舉辦，當時南非剛好也正在經歷經濟政策轉型，就主辦而言它的資源相對不足。那次列了水（Water）、能源（Energy）、健康（Health）、農業（Agriculture）以及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經營（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management）5大議題，剛好涵蓋當代進入21世紀最迫切的5個議題，也相對更聚焦，且配合到南方國家的相關議題。
此外，2002年因為南北國家差距極大，工業化國家已經快速進展到一個階段，因此當年議題核心討論便聚焦在低度發展、發展中國家，也因此有了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的宣布。
2012年的議題設定就又有轉折了，因為很多工業化國家發現MDG是聚焦在發展中國家，但工業化國家卻不見得如想像中發展得那麼美好。加上MDG也只設定到2015年，所以聯合國覺得需要再設定一個更符合所有國家需求、更廣泛的永續發展目標，因此2012年其中一項重要結論便是要開始擬定SD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12年會議結束後，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全球治理架構的轉型，2012年設定兩大主題，一是如何重新建構、強健全球的全球環境治理機制，二是發展綠色經濟，也就是在解決貧窮困境、照顧弱勢的情況下發展綠色經濟，這是2012年Rio+20的兩大主軸，也拉回讓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國家都能共通對話的議題。
SDG的議題設定跟行銷真的有呼應到每個國家的挑戰，基本上現在每年7月聯合國都有high level political forum針對其中2、3個SDG議題討論、各國報告他們國家的執行狀況，9月聯合國大會做統整，變得很有步驟、系統地在處理相關議題。
2012年另一個重點便是讓UNEP地位提升，成立了UNEA（Environmental Assembly）。2012年的Rio+20雖然有UNEP在後面主導議程，可是他們的祕書處、跟這些相關議題設定沒有像2022這一次這麼清楚、具體。
2022年的 Stockholm+50主要由兩位女性在領導籌辦，一位是UNEP的負責人，另一位是瑞典的總理，基本上UNEP在議程的主導性更強，我覺得這個角色比2012跟2002年更顯著。
我認為經過這10年，有初步達成2012年希望能強健強化全球環境治理機制的目標。
2022年這次會議設定，地球面臨三重危機：氣候、生物多樣性、和污染，議題收攏得更清楚。這也可以看得出來，更強調全球治理的幾個面向，從那10點結論裡面看，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怎樣提供科學的證據，然後怎麼樣定義人跟自然的關係、強調城市、生態系統的功能，還發布了人與自然和平共存〈Making peace with nature〉的報告。
回顧這三次地球峰會，2002年是專注在發展中國家、南方國家面對的5大議題；2012年的希望強化全球環境治理架構；2022年，聯合國提出我們面對的三大危機、強調重新定義人跟自然的關係，我覺得在議題設定上有更進一步、在概念架構上層次更提升。
從成果來看，短期內不太容易評估。但是如果從對2015年MDG的目標達成率來看，2002年WSSD的期待，是有部分達標的，所以聯合國才會擴大目標、希望涵蓋環境、經濟、社會三個面向，更廣泛地發展SDG，這個目標設定某種程度我覺得是蠻成功的。
但如果從強化全球環境治理機制，在2002跟2012年的設定，可能還沒有達到我們想像中那麼有統御、或主導全球議程的功能，但我覺得某種程度讓全球治理至少在這一次2022年的Stockholm+50、同時也是UNEP+50，在議題的設定層次上雖然還是有蠻重要的成果，但因為這次沒有像《我們想要的未來》那樣具體的文件，因此不太容易去評價這次的成果。
加上這次因為疫情，公民社會團體沒辦法好好參與，在民間NGO的成果上，其實並不明顯。
但這次最特別的就是青年世代的聲音有被正式肯認，2012年雖然有在談future generations、談未來世代和我們這一輩扮演的權利和責任，但沒有具體作法。可是這次從會前舉辦的利害關係人對話、資料蒐集、議程設定，青年世代的團體都有被納進，這是過去沒有、卻也是這次最大的亮點之一。
此外，科學的角色越來越受到重視。
在過去，例如小布希時代，甚或是川普時代，都還在挑戰科學證據，但2022年這次科學的角色有慢慢被統合進來，而且大會特別強調要以證據為基礎的公共政策決策。從IPCC這樣科學的角色，以及例如未來地球Future Earth等科學社群，都有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言。
這幾年來，國際科學社群的報告如何整合到政策裡面，已經摸索建立了一個較好的發展和互動模式，因為必須有很多科學相關的研究跟證明，來讓我們面對環境和發展的挑戰，這次很多報告裡面都有援引科學證據，也讓我們看到了好的科學與政策的互動。
可是我們也看到的這些傳統威脅人類的問題，都一樣持續存在。健康、戰爭的威脅，其實每10年來都剛好存在。雖然我們有small wins （有小小的進步），但還是有很多挑戰要面對。
Q3：你覺得這次的會議或整體環境有哪些不足、可改進之處？
第1，整個全球環境治理的架構和量能還是有落差、面對很大的挑戰。
這次大會承認治理面的不足，但並沒有提出更好的解方。2012年雖然成立了UNEA，可還不夠，在環境治理架構上還需再做進一步的統合。
第2，是迴避了全球南北（global south／north）發展不均的議題。
這次雖然有肯認一些不平等的議題，但沒有明確處理整個南北發展不均衡的議題，聯合國並未承認南北國家在這個議題上的不同需求。
這一次大會強調整體環境系統、強調we are one，談的都是整體問題。沒有錯，我們必須系統性的改革，包含UN的治理架構機制、處理我們跟自然環境的關係、處理三大的多重危機。可是聯合國沒有想到我們其實是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位置，南方國家的需求面這次並沒有被凸顯出來。
第3，是我覺得這一次的利害關係者的參與、意見表達，仍有限制。
或許是因為疫情，主辦單位也有用視訊來彌補有些團體無法到場參與的問題，這可能也是疫情之下，從COP26以來全球在促進民間參與上最大的進步之一。
透過視訊我們有機會可以同步掌握，以前雖然都有轉播，可是只有在現場看得到，這次我們遠在台灣，都還可以看到同步看到播出，利用科技來縮短參與的門檻跟距離。
但雖然資訊傳達沒問題，可是我覺得各方聲音的納入還是有些欠缺。雖然主辦單位在會議前有舉辦了區域、NGO等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但南方觀點比較沒被看到。
我過去看到南方觀點，比如說原住民、農民的聲音，勞工團體，甚至這一次性別（Gender）的聲音似乎也沒有在這次被清楚地收攏。
聯合國地球高峰會過去已經有九大利害關係人團體的諮詢機制設計，相對其他的公約有比較好，應該是走在前面的，但這一次可能受限於會議的期間太短，所以大家在表達上就比較欠缺，透過10點結論的確很難去涵蓋所有的議題面向。
但大會還是有特別去強調青年世代的聲音、這一次也重新定義了人類和自然的關係、重新去定義什麼是進步的價值，還特別強調必須重新定義經濟發展、環境治理架構，以及倡議全球的多邊主義架構。我覺得這都是這一次有被強調的一些重要的議題。
第4，是政策執行落差。
聯合國很多方案的執行還是要回到各國的國內層次，它必須依賴各國國內各方的支持，但每個國家的資源條件環境都不一樣，所以不見得通過這麼多方案都有辦法被順利執行，每個國家執行力道一定有落差。這也是現在面對很大的一個挑戰。
Q4：對於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演講，您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這是這次最具指標、最重要的談話之一。古特雷斯有點出幾個非常值得深思的觀點。他認為我們正在對自然發動戰爭、我們必須學習跟自然和平共存，我認為這也是這次會議的核心基調。
他也提出，要重新去尋找、可以衡量人類發展或是福祉的更好的指標，古特雷斯認為GDP是不夠的。他說我們即使在砍伐森林也在創造GDP、我們在過度捕撈也在創造GDP。換句話說，我們在做很多破壞環境的行為的時候，其實都是在創造GDP，所以他覺得GDP真的是一個有問題的指標。
我認為古特雷斯的談話傳達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當政府、企業在看整個國家或人類福祉的一些重要指標，這些指標可能必須重新被定義，要不然會有點誤導。應該要重新去找到一個更適切衡量整體人類環境發展或社會福祉的指標。
事實上，過去也曾經討論過是不是要建立green GDP等新的指標，但目前也一直沒有找到可讓各方接受的一個好的指標，所以古特雷斯最後提到需要循環經濟跟再生的經濟的新模式。
而關於石化產業的議題，大會有提到移除不當化石燃料補貼，但秘書長的演講也是最直白的：「我呼籲 G20 政府廢除煤炭基礎設施，OECD國家以及所有其他國家應在2030年和2040年前全面汰除。我也呼籲所有金融參與者放棄化石燃料融資，並投資到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技術應該被視為全球公共財。必要的原物料應該向所有人提供。」
「我們必須擴大供應鏈並使其多樣化；改革官僚機構並為投資者提供清晰的資訊；提供再生能源項目的快速通道許可和加速電網現代化；將補貼從化石燃料移轉到支持弱勢群體和推動再生能源上；以及增加再生能源投資三倍，達到每年至少4兆美元。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迅速且大幅度地提高能源效率。」
Q5：你覺得全球真的有可能邁向淨零嗎？
以當前國際的進程，我們還沒有真的走出整個COVID-19疫情，而且疫情也打亂了我們的節奏。
本來在2020年初，IEA曾經特別發佈新聞稿表示，能源部門的排放在2018、2019資料顯示基本上是平盤，IEA覺得有可能已經開始轉折了，結果2020年初疫情就開始了，但這樣全球碳排減量等於是硬著陸，犧牲了非常多性命、財產損失、經濟崩潰，還有導致社會人權各種的問題。
可是2021年又快速反彈，再加上2022年2月俄烏戰爭的開打，影響歐洲和全球的局勢，又把減碳的步驟節奏完全打亂。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5月宣布的REPowerEU計畫，預計在5年內花費2100億歐元，希望在2027年前擺脫對俄羅斯的化石燃料依賴。本來我很擔心歐盟在對俄羅斯的石油跟天然氣如此高度依賴的情況下，很有可能讓大家去走回頭路。可是歐盟的這一次選擇了快速前進，繼續加速擴大發展再生能源。
但我覺得也是因為30年前歐洲國家開始轉型，1992年的氣候公約、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促使歐洲國家排放量減下來。從數據來看，相較於1990年，英國的GDP增加了78%，但溫室氣體卻減了44%，也就是說這兩個指標脫鉤了，減碳不代表會影響經濟這件事是有可能的。其他G7成員的數據也呈現差不多的結果。
也因為歐盟這些國家30年前開始轉型，至少在俄烏戰爭中這麼險峻的條件下，他們願意繼續進行能源轉型，然後往加速淨零的方向走，真的不容易。雖然如果真的沒辦法，有些國家可能要重新開啟燃煤電廠，短期內腳步可能還是會有點凌亂，但長期來看，淨零轉型是一個30年尺度的大工程，我認為還是很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