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真的不可避免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大連任後，對國際局勢的影響是什麼？身處在變局中的企業，不能不知道的國際新局。
自從我在2010年寫完英文版的《可避免的戰爭》之後，諸多事件進一步證明，美中關係正面臨惡化至衝突的嚴重風險。
一年前，許多人尚不相信我們所處的時代會再發生大型戰爭。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攻擊改變了這觀點。這件事再加上台灣情勢的最近發展告訴我們：不能再忽視美中大戰的可能性。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爭，不論是被南海、台灣海峽、東海，或其他軍事熱點觸發，都會擴大成為影響各層面的大規模軍事衝突，遍及諸多海域與空間。且這場戰爭可能會牽涉世界上其他國家。
不能再忽視美中大戰的可能性
在烏克蘭戰爭中，中國特別關注其「無上限」（no limits）夥伴俄羅斯所承受的苦果─特別是美國及其盟友祭出的嚴峻經濟制裁。歐洲各國一致反對俄羅斯的進攻， 且因北京支持莫斯科而疏遠中國，這強化了中國當局的一種觀點：接下來十年將是一場對抗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與意識型態鬥爭。這些盟友也開始採取令北京當局有所警覺的行動。
日本實施了新的國防政策，增加國防經費，且開始接受自己需要為防禦台灣出一份力。中國注意到，南韓在尹錫悅總統（他在競選活動中承諾加入四方安全對話〔Quad〕並將其轉化成五方安全對話）治下的最新戰略與外交政策，其姿態表達了類似的憂慮。而澳洲也開始了在澳英美安全夥伴關係（AUKUS）名義之下建造核子動力潛艇的計畫。
美國與台灣最近的官方互動已進一步激化美、中之間的敵對關係。台灣仍是最可能點燃中美軍事衝突的火花。的確，我在本書第十六章描繪了十種情境，其擘劃的未來相處之道（不論和平與否）都是以台灣為中心。
同時間，即便外在環境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來說愈來愈複雜，他還得面對升溫的國內挑戰。本書特別關注中國疲弱的經濟成長及其導致的政治後果。第六章特別論及經濟成長與穩定性對中共政權與習近平個人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這是因為，比起其他挑戰，經濟更可能成為習的阿基里斯腱。
經濟更可能成為習近平的阿基里斯腱
中國的經濟在幾年前開始慢下來，導致私有部門信心下跌、私人投資減少、生產了消費者需求、擾亂了國內與全球供應鏈，且進一步損傷了中國的房地產（通常占中國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十九），這些後果惡化了上述的深層經濟問題。這些因素開始對中國極具野心的成長目標構成挑戰。
然而，最重要的是，習近平持續打擊中國的私有部門，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動力與生產力成長。中國的長期成長數字出現了恐慌的跡象，這不只是因為失業率上升的政治影響，還因為更深一層的擔憂─習近平企圖重構傳統中國經濟模式的意識型態，而這可能會重挫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野心。
若無法在此領域勝過美國，可能會對中國領導人構成全新的經濟與政治考驗，並危及國際形象，畢竟各國長期以來預設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以市場匯率計算）比美國多出好幾倍。
習近平的地位並無迫切的危險
然而，習近平的地位並無迫切的危險，事實上，他作為中共領導者的地位在二○二二年十月的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中得到進一步強化。
二○二二年七月，中央委員會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曲青山（他也是二○二一年創黨百年慶祝文章的作者）在重要黨內期刊上花了將近整篇文章的篇幅，為支持習近平繼續掌權提供了一個新的理由，也就是指出國際情勢變得更具挑戰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願意看到一個強大中國的出現，更不願意看到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出現。」他寫道，並補充：「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錯綜複雜。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意識型態的鬥爭也將是長期的、複雜的、艱巨的、嚴峻的。」
換言之，中國面臨的外部威脅（包括美中關係與台灣） 現已成為擁護習近平持續擔任黨的核心領導者的主要理由，進而鞏固其國內地位。
管控的戰略競爭
整體而言，過去兩年發生的事件凸顯了目前美中關係中競爭的危險程度。雖然這問題相當困難，本書卻認為，仍有前進之道。我提供了一種名為「管控的戰略競爭」 （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的框架，企圖建立一套具有穩定功能的、雙方認可的限制。
這需要兩國政府理解（而非公開支持）對方在關鍵問題上的紅線，例如台灣、南海與東海、朝鮮半島、網路空間與實際空間。在此之上，必須有務實的護欄，為關係奠定「交通法則」，好比當年美國與蘇聯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後所奠定的規範。
若能建立護欄，兩國就能在關係的其他面向展開激烈但不致命的戰略競爭，將戰略上的敵對關係轉化成一場以國際系統的前景為目標的競賽，強化雙方的經濟與科技實力、外交政策影響力、軍事能力，與意識型態競爭。這場受控的競爭將能容許兩國在某些國際挑戰上攜手合作，例如公共健康、防止核武擴散，與氣候變遷等若能解決對雙方都有好處的議題。最後，若有任何成功的機會，這種關係的劃分將需要一小撮雙方內閣層級的官員細心且持續的管控，不論國內或國際間發生何種動盪。
拜登任期的前半部已提供了一些管理戰略競爭的跡象，可作為廣泛接受的辦法。
二○二一年七月，美國副國務卿溫蒂．謝爾曼（Wendy Sherman）在天津會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並強調兩國關係中「護欄」的迫切性。這也成為拜登與習近平關鍵的第一通電話的焦點，北京當局將其解讀為高度正向的訊號。
二○二一年十一月，兩國領導人參加了第一場虛擬高峰會，拜登公開呼籲「需要共同認可的護欄，確保兩國的競爭不會演化成衝突，並保持溝通管道暢通」。還有，當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二○二二年五月在華盛頓特區的亞洲協會提出拜登政府面對中國的策略時，他表示，雖然兩大強權的「激烈競爭」是不可避免的，這場「競爭未必要演變成衝突」。
楊潔篪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二○二二年六月長達四小時的會面也表達了類似訊息，而根據白宮發布的消息，該場會面聚焦在「維持開放溝通管道，控管兩國的競爭」。在雙方重啟一度中斷的工作層面與高層次對話管道之後（包括軍事對談，甚至試探性地探索核戰略穩定性對話的可能），外交辭令或許能因此開始轉化為實際行動。
美國與中國並不是非打一仗不可
至於中國，他們仍持續拒絕直接表明戰略競爭的框架。這是個問題。中國與美國的雙邊關係將承認區域與全球主導權的實際戰略競爭正在發生的事實，而北京當局似乎不願意接受這種想法。雖然這實際上是客觀事實，卻無法與北京的「雙贏」合作官方論調相容，遑論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無害全球框架。各方人馬仍將繼續設法解決此「框架難題」。這很重要，因為在中國的系統中，包山包海的戰略概念若不是認可整個中國的外交與國防政策系統的政治與外交活力，那就是限制它。
美國與中國並不是非打一仗不可。但是，儘管有一些進步，美中關係仍持續惡化， 他們的戰略性關係愈來愈分歧，且遭受不斷出現的全球危機重擊。若想避免一場災難性的衝突，虛應故事跟空想最佳結果是完全沒用的。為了避免懵然步入戰爭，兩國必須建構聯合戰略框架，守護和平─而且要快。以下為精選書摘：
習近平的民族主義
因此在各種可能性權衡之下，習近平將在二○二二年底輕鬆連任。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應該輕忽醞釀中的政治阻力，源於被剝奪權利的政治階層；受習近平打壓的民營部門經濟，以及年輕族群和潛在的公民社會，後者習近平採取大力鎮壓社會運動的方式，使之回歸黨的嚴格管控。如上所述，習近平對這些阻礙的處理方式為大力反擊，威脅實施更多限制措施，且對體制認定的麻煩製造者進行個人報復。
習近平在處理政治和社會動盪時還有另一對策，他能夠使用中國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輿論重新鞏固他的政治地位。民族主義日漸成為黨和習近平個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支柱，也是黨龐大政治宣傳機器的中心理念。高喊民族主義為已經危險重重的十年光景增添更多危險。
因此，當我們在觀察二○二○年代的中國時，除了二○二二年全國代表大會和習近平連任、經濟震盪、對中國社會施加更大控制等內部動態，我們也必須了解習近平帶領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色彩會日漸濃厚。這也將對北京管理已經十分複雜的外部關係方式，尤其和美國的關係產生深遠影響。
民族主義在中國近代歷史中往往是一把雙面刃。黨過去曾允許發表民族主義的公眾輿論，以此向外國政府表示「我們中國人也要管理國內政治輿論」。不過事實證明， 收回民族主義的號召並不容易。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此問題變得更為嚴重，因為民族主義已逐漸成為中國政治宣傳機構的核心號召。中國的新聞媒體滿溢對國家成就的驕傲，從奧運成就、國際太空競賽、中國經濟規模、中國軍隊的新能力等不勝枚舉，這些已經成為官方認可的民族主義慶祝活動。
不過我們仍難以衡量二○二二年的民族主義情緒會比往年高出多少。雖然採取的方式有待爭論，但是社會態度問卷卻發現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更為濃烈，這點在中國年輕族群更為明顯。習近平在黨的中央政治宣傳工作會議中明確指示大力強調民族主義，黨的核心任務是讓中國人民為其成就感到驕傲，並相信中國唯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會變得富裕和強大。此外，將國家的強盛與習近平的個人領導力相連結能夠更有效鞏固習近平的政治地位，尤其在習近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計畫面對阻力之際。
在中國民族主義中，主要陪襯對象毫無疑問是美國。日本過去，尤其是在二戰對中國的暴行已擔任過綠葉角色。自韓戰以來，以及近期川普和拜登領導下惡化的美中關係，美國已經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可以接受的炮灰。從某種程度而言，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強化黨提出的部分分析，宣稱美國的國力已大致耗竭，中國近年來的報導主要聚焦在美國民主的失調、新冠肺炎處理失能（川普政府尤甚），以及其他證明美國勢力衰退的消息，包含二○二一年八月喀布爾淪陷事件。
對中國民族主義而言，這些都表明西方勢力的衰落，在中國公認的政治暗號中則意味美國的衰退。中國政治宣傳機構未來可能會持續進行實質分析並公開展示結果，不過會根據當時的政治環境適時調整強度。此舉的目標對象為國內民眾，主要目標則是政權的政治合法性。
若習近平的中國允許民族主義在必要時消長，我們也要思考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否會成為一股推力，促使黨對美國採取通常會避免的強硬政治態勢。由於中國過去的官僚階級不會允許任何國內政治衝動，目前並無證據顯示先前曾有類似情況發生。不過中國傳統的外交政策機構比以往更為脆弱，因為國際政策的決策中心（如同所有政治領域）已經逐漸轉移到黨的中心和習近平強大的辦公室中。
因此民族主義情緒可能會成為建置國內政治合法化的工具，也有可能在戰略決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根據過往經驗，民族主義往往藐視傳統的外交政策邏輯。直接將中國外交政策視為國內政治的執行手腕或許過於粗暴，不過，黨利用日益高漲的原始民族主義情緒，以此尋求國內政治合法性的做法，讓愈來愈多人認為該行為產生的外交政策後果已經成為中國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新變化。
如前文描述，構成中共政治合法性的三要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型態、經濟繁榮和中國民族主義（後者汲取部分中國傳統經典）。若三者合作無間，黨的政治合法性將會提高，不過現在的問題是，不論黨多努力，三者仍不協調。
首先，不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如何幫助黨提高其合法化和紀律手段，光是意識型態本身並不足以說服政治體系接受黨或領導人長期政治地位的合法性。
其次，不論為何原因，若接下來十年經濟繁榮不再，習近平將別無選擇，僅能再次以黨權力的脅迫工具維持其政治和社會控制。
第三，若意識型態和經濟基礎皆失去作用，民族主義的妥善利用將成為未來中國政治最重要的合法化力量。從政權的角度來看，民族主義可以減少（但無法剔除）穩固有效政治控制的純脅迫工具的使用。
若習近平或更廣泛的中共領導階層因經濟衰退而受到嚴重國內壓力，且該衰退源於失敗的意識型態（讓黨握有更多控制），民族主義將成為黨唯一掌握的政治合法性手段。我們並不知道中國經濟是否會衰退。在權衡各種可能性後，以及考量習近平的經濟團隊過往處理危機（二○○八年和二○一五年）的經驗，中國可能會安然度過。但在這種情況下，與習近平這樣政治強大、意識型態堅定的領導人抗衡可能會比過去更為困難。此外，他永遠能祭出民族主義手段。
這些動盪是中國在未來十年需要面對的課題。民族主義極有可能讓中國政治菁英在面對美國時更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在美國眼裡，中國的外交政策可能不如過往理性（即中國理性地追求西方認為的長久國家利益）。此外，中國也不如過往容易預測。對二○二○年代的美中關係而言，中國的民族主義可能是一個全新、具潛在危險且難以預料的手段。
作者：陸克文 The Hon. Dr. Kevin Rudd
陸克文於2007年至2010年出任澳大利亞第26屆總理，於2010至2012年獲任外交部長，並於2013年重返總理一職。
陸克文是亞洲協會全球會長兼CEO。也是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分析中心創始主席，致力於政策研究及二軌外交，幫助政府和企業應對亞洲內部及亞洲、美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政策與外交挑戰。
陸克文同時擔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高級研究員、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華盛頓）傑出政治家、英國皇家戰略研究所（倫敦）榮譽成員、保爾森基金會（芝加哥）榮譽成員、世界和平機構董事會主席，以及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組織籌備委員會知名人士小組成員。
陸克文研習中文及漢學30餘年，曾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習。也在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專門研究習近平的世界觀。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1/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