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亞洲有機會在未來全球低碳轉型中掌握話語權的最佳時機。」國泰金控總經理李長庚指出，根據IPCC報告，亞洲投資者正加速推動氣候行動，APVN報告更預估，未來全球氣候投資有四成將落在亞洲。面對永續金融秩序與亞洲的轉型關鍵期，台灣企業能做出什麼行動？
國泰金控第九屆「國泰永續金融暨氣候變遷高峰論壇」以「永續前瞻新局」為題，聚焦「變局下的永續金融現況」與「企業自然正向、社會共融新解方」。
氣候與生物多樣性風險同步升高，全球投資邏輯也正重建。過往被視為「非財務性」的自然資產，在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NFD）等制度催生下，成為具備可衡量性、可交易性與財務影響力的「硬資產」。
台灣也敏銳地捕捉到這股趨勢，從林業保育署啟動的OECMs（其他有效區域保育措施）認證機制，到提倡結合科研方法的「生物信用額度」方法學，自然保育的金融制度網正在成形。
李長庚說，現在正是各界重新設定系統性氣候解方的關鍵時刻，唯有以宏觀視角與前瞻行動，才能在轉型中找到韌性與機會。
亞洲將成公正能源轉型潛力戰場，需重視「人本思維」打造社會多贏
AVPN亞洲社會投資人網絡副總監楊松頴指出，氣候變遷若持續惡化，將對全球經濟帶來巨大衝擊。若全球經濟與股市維持現有模式不變，預估到2050年，全球GDP恐將減少32%，亞太地區更將面臨35%的GDP損失風險。
減碳是扭轉局勢的出路，而能源領域正是減碳的核心。全球約75%的碳排放來自能源相關活動，而亞太地區的能源發電又貢獻了全球約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作為全球碳排放量最高、同時面臨最大經濟衝擊的地區，亞太地區的能源轉型變得更迫切。然而，挑戰的背後還隱藏著契機，
楊松頴表示，若亞太地區善用轉型契機，至 2030 年可吸引全球綠色投資的 43%。此外，區內有超過一半為青年人口，正是培養綠色產業人才的黃金時機。
但目前氣候投資仍集中於已開發國家，發展中國家僅獲得約10%的資金，而私部門參與度普遍偏低。特別是以人為本的投資，如保障勞動者與弱勢社群的項目，占比更不到1%。楊松頴指出，挑戰在於，即使國際社會強調應加強這類投資，真正落實仍困難重重，包括缺乏明確的操作細則、衡量標準及實施機制。各國對於什麼是「以人為本」的具體作法仍未形成共識。
以台灣為例，雖在氣候融資政策中納入就業條件與性別平等等要素，顯示朝人本方向邁進的意識。但在實際執行上也同樣遇上缺乏明確目標與具體行動指引的問題。
亞洲簽署生物多樣性聯盟，要成自然投資最大機會
不只能源轉型，亞洲充滿機會的還有生物多樣性議題。
世界氣候基金會執行長Nielson表示，從TCFD走向TNFD（自然相關財務揭露）、《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到《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都證明全球焦點正從碳排放轉向自然與生態系。
Nielson指出，全球有一半的GDP，中度甚至高度依賴大自然，但全球每年需投入生物多樣性的資金缺口高達7,000億美元，僅有17%的陸地及10% 海洋生態受到保護。
對此，TNFD這樣新的金融基礎建設正逐步成形，不只協助企業辨識自然風險，更呼籲全面金融改革，包括保險、銀行與主權財富基金。讓自然保育已不再是「軟議題」，而是可投資、可衡量、且具重大財務影響的硬實力。
國際上，法國、芬蘭已積極推動生物信用額度邁向國家級政策；英國則正研議如何將其與ESG報告整合。亞洲國家也不例外，在生物多樣性上開始嶄露頭角，如韓國啟動「30×30聯盟」、日本將200多處OECM納入ESG架構，台灣更於近期與亞洲多國研究機構簽署「亞洲生物多樣性信用聯盟」（Asian Biodiversity Credit Alliance），共同開發適地適用的評估方法學，為區域生物多樣性投資鋪路。
「這股安靜而強大的力量，顯示亞洲不僅要參與，更要設計並引領新興自然市場，」Nielson說。
這樣的轉變對於台灣企業帶來了機會，像是能評估價值鏈的自然風險、培養揭露TNFD 的團隊、從生物多樣性信用、自然掛鉤貸款，到永續保險，開發對自然正向的投資模式；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現在則是透過支持與監管，建構市場基礎設施、認可 OECM 等非傳統保護區價值，並將台灣定位為區域自然正向金融與創新樞紐的機會。
台大實驗林推生物信用額度方法學，創新金融成拯救生態新解方
生物多樣性與我們的生活、經濟、文化息息相關，然而過去50年間，地球的野生動物卻減少了73%，我們還有辦法補救嗎？對此，台大實驗林處長蔡明哲提出，以「生物信用額度（Biocredit）」作為金融創新工具，有望成為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的雙重解方。
生物信用額度是一個鼓勵企業採取行動，並疏通資金投入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創新金融機制，同時也是一種具科研佐證的憑證、能夠產生正向的生物多樣性成長單位，而這種成長必須強調永久性、持續性及附加性。
那麼，生物信用額度該怎麼計算？蔡明哲表示，能將指標想像成一個籃子，內含五個以上的參數，其中，物種樹木、水質、土壤品質等結構性參數是必要的。而一個信用額度單位，代表在一公頃土地上，生物多樣性有1%的正成長，或者減少1%的生物多樣性減損。
「生物信用額度就像是一座橋，連接企業資本與各國生態保育的需求，」蔡明哲表示。這不僅能幫助企業展現對自然保育的承諾，滿足國際ESG標準的揭露要求，也為企業創造以自然為本的投資收益。聯合國也將生物信用額度視為可同時解決氣候與自然雙重挑戰的關鍵工具。
政府需扮生物信用機制推手；或從區域起步，逐步打造可信任的自然市場
但有了方法學，市場要如何運作仍是一大課題。蔡明哲強調，生物信用額度的關鍵在於政府角色。唯有政策明確、法規健全，才能建立一致的品質標準與保育機制，進一步降低私人投資風險，促進自然金融生態系的發展。
環境部次長施文真也指出，無論是碳權還是生物信用額度，市場的建立都需仰賴政府以法規創造明確的制度框架，並落實背後的政策原則。她強調，碳權市場就提供了可借鏡的經驗，包括以科學為基礎的基線設定、嚴謹的額外性測試，以及完善的監測、報告與驗證（MRV）制度，這些都將是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的基石。
Good Steward Partners LLC執行長水野弘道提醒，當前國際社會對自然碳權市場仍存在過於理想化的期待，期望一蹴可及地建立全球統一市場，但現實是，我們甚至尚未擁有統一的全球資本市場。他認為，碳權與生物信用額度都應該從國內或區域市場起步，再由金融專業人士發揮資源配置與套利功能，逐步擴展。
他也指出，無論是自願性市場還是合規性市場，都需要明確的規則與標準來建立信任。然而，他反而認為這些規則未必需由政府主導，也可以由產業協會或區域聯盟發展。關鍵是，市場參與者必須知道自己交易的是什麼、是否符合規範。水野也特別提到，台灣在這方面已有超前布局，足以成為其他市場參考的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