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商業資本猶豫觀望、公共資源力有未逮，一種介於兩者間的「催化資本」正悄悄發揮槓桿作用。從銀幕英雄阿諾的聯合拯救、到BlackRock的氣候投資，再到麥克阿瑟帶動的金融創新，混合金融正在重新定義合作，整合資本流向，改變我們對風險與回報的想像，發輝最大影響力。
阿諾・史瓦辛格1991在《魔鬼終結者2》飾演冷酷機器人，從T-800重新程式化，成為人類的守護者T-101。
從影壇硬漢，到加州州長，再到永續英雄，阿諾的轉型，絕對比電影更精彩。
2011年他創立「R20地區氣候行動組織」，後發展為今日的「催化金融基金會」Catalytic Finance Foundation（CFF），以催化資本與混合金融，協助地方政府推動綠色基礎建設。
什麼是催化資本？
乾淨能源、社會住宅、環境修復、貧病弱勢等永續解方，往往期間較長、項目過大、風險偏高、或利潤尚難確定。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單靠政府或商業投資難以獨建其功。不同資本間的公私合作才能發揮異想不到的效果。
催化資本（catalytic capital） 指的是風險容忍度較高、報酬期待較低、且投資期間可以較長的資金，通常來自政府、慈善機構，或開發銀行。
催化資本的目的在於先走一哩路，「催化」項目的成熟度，以「解鎖」商業資本的參與，擴大資金池，乃至擴大影響力。
混合金融（blended finance）則是催化資本與商業資本的結合，透過資本結構的安排，運用催化資本，以補貼、擔保、低息貸款，限制利潤，或損失先擔等讓利方式，甚至政策支持（包括技術，減稅等），改變投資項目的風險係數及商業資本的獲利方程式。
這讓公私部門及不同資金得以合作，實踐更大的影響力，是近年來重要的金融創新。
CFF的制度催化角色
Catalytic Finance Foundation（CFF）總部位於瑞士與美國，起源於阿諾・史瓦辛格創辦的R20，致力幫助地方政府進行專案開發。逐漸轉型，運用「催化資本」及「混合金融」，提供初期資金與技術支援，幫助地方政府在氣候基礎建設領域，建構投資解方，並吸引商業資本，保險公司、投資基金與開發金融共同參與。
CFF扮演的正是一種創新「制度型催化者」：它並不直接提供全部資金，而是促成公私部門在風險與回報的交界處建立合作的可能。
這正是各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面對巨大永續挑戰時最需要的融資結構：調動私營資本，參與公眾事務。也正是影響力投資最強調的：Private Capital, Public Good。
催化資本還協助抵銷川普的永續衝擊
另一個國際合作的混合金融案例則是由政府主導的「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JETP，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這是一個由G7國家和國際組織（資金供應國）於2021年發起的綠色融資機制，旨在幫助依賴煤炭的發展中國家（接受國），公正過渡到永續能源系統，同時解決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問題。
（JETP在COP29有哪些發展？你可以看相關報導：COP29在公正轉型是前進還是受挫？台灣可以如何落實公正轉型？為何可成為氣候外交的突破口？）
JETP的資金需求非常龐大（例如印尼項目1,000億美元，越南860億美元），絕非單一政府可以承擔。為了擴大資金及社會影響力，運用混合金融的模式，由公部門及慈善資金提供催化資本及政策補助、技術合作、投資擔保，來降低項目風險，吸引商業資本加入。
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美國川普政府於2025年3月退出JETP，但這並未阻止JETP的成功運作。催化資本居功厥偉。
個別政府當然也可以發起混合金融，解決永續難題，例如：作為JETP主要的催化資本供給國，日本2023由政府發行1,400億美元的債券（GX Transition Bonds）以及信用保證作為催化資本，吸引商業資本（如樂天，捷熱能源JERA，綠能投資）參與投資，例如北海道苫小牧離岸風電場。
商業資本，能否主導公私合作的混合金融？
BlackRock貝萊德於2021募集了6.73億美元CFP「氣候融資夥伴計劃（Climate Finance Partnership）。其中催化資本（1.3億美元）佔20%，分別來自德、法、日的開發銀行及幾個慈善基金。他們以「先承擔損失，後分享有上限的利潤」的方式，來降低整個基金的投資風險，並增加商業資本的獲利能力。
BlackRock運用自己投資及氣候的核心能力，設計並發起了CFP，自己也投入2,000萬美元，參與投資（LP），並擔任該基金的投資管理者（GP）。此舉非但為氣候做出了貢獻，強化了永續品牌，更賺得影響力營收（impact revenue），包括管理費及利潤分成。
有趣的是，成立較晚（2023）的ALTÉRRA（阿布達比主權氣候基金）號稱全球最大的氣候投資商業基金，雖然沒趕上成為CFP投資人，但與CFP共同投資。接下來也將提供催化資本，在2030前，吸引2,500億的商業資本攜手前行。這似乎也揭示了主權基金的另類可能。
從捐贈到投資改變世界的新路徑
事實上，影響力投資就緣自洛克菲勒基金會。影響力投資的核心是雙底線：社會效益＆投資利潤。對投資利潤的追求，又分成三類：市場利潤，讓步利潤（較接近市場），保本利潤（較接近零獲利）。在影響力投資界，約2/3資本追求市場利潤，其餘都可算是催化資本，也就是混合金融裡最可貴，最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們大多來自慈善機構（基金）。
美國IRS 2015稅務指南清楚規範慈善基金裡PRI（讓利投資）與MRI（市場利潤）比例與揭露要求後，直接打開了美國慈善機構及大學基金1.4兆美元的大門，可以參與影響力投資，分別追求市場利潤，或投資讓利，成為催化資本的主力。台灣政府能否趕上這種與時俱進的創新做法？
也因此，為了大幅提升資金運用的創新與效率，越來越多的慈善基金從「用捐贈改變世界」，轉變成「用投資改變世界」，將資金發揮最大影響力，幫助更多的人。
其中最著名的實踐者及推動者莫過於麥克阿瑟基金。他們與洛克菲勒基金、歐米迪亞聯盟（Omidyar Network）合資1.5億美元成立的「催化資本聯盟」（Catalytic Capital Consortium, C3），目標是帶動催化資本及混合金融的成長。短短兩年多，吸引了200多家投資公司的20多億美元，投資在100多家專注解決SDGs問題的新創事業。
最典型的案例則是：麥克阿瑟基金在2023提出2,500萬美元投資保證，吸引FMO（荷蘭政府持股51%的發展銀行）接力出資1.11億美元的B類股（first-loss capital，有損先擔）。兩者合力改變了風險係數。
然後，由安聯全球投資帶動其他商業投資人共同出資10億美元的A類股（優先股，優先清償），三者組成一個11.11億美元的The SDG Loan Fund，在非洲、拉美、亞洲，貸款給再生能源、農業企業，以及金融服務，並大量創造就業。從麥克阿瑟的2,500萬美元保證算起，其資金的「影響力」放大了40餘倍。
以上幾個不同案例，分別由政府，金融機構，慈善機構來發動及主導，既有國際合作，也有國內互補，但都是公私聯手，共同解決永續問題。混合金融不是單純補貼，而是設計良好的風險分攤與激勵架構，使公共資源撬動更大商業動能。下面幾個平台有更多更詳盡的案例及作法：
- Convergence：全球最大混合金融數據與案例平台，提供項目範本、市場數據與政策資源
- Catalytic Capital Consortium (C3)：由MacArthur Foundation主導，整合學術、政策與實務資源，推動催化資本的理論與應用
台灣第一樁催化資本＆混合金融的具體案例？
混合金融是催化資本（讓步資本）與商業資本的合作，共同解決某些永續難題。根據不同的資本特性及目的，合理安排資本組合，分攤風險，分配利潤，擴大規模，對政府，慈善，商業資本，金融機構都是大贏家。
政府，在ESG &影響力投資日漸升溫的台灣，可以考慮設立專責催化資本基金，推動示範專案，並與專家協同制定透明的影響力衡量標準。
慈善基金，也可從「補洞幫扶」思維，轉向「塑造市場」策略，讓慈善資源不僅作為補貼工具，更成為引導與改變資本流向的主動力量。
金融機構，更可發揮核心能力，整合不同資金資源（政府＆慈善），真正達到Private Capital, Public Good的境界，擴大影響力，也擴大投資利潤。
從阿諾的銀幕轉型到催化資本與混合金融，已為社會與環境帶來重大價值。下一步，是讓這種合作結構成為制度常態，不只是實驗室的火花，而是公私共融的主旋律。
來自慈善或政府的「催化資本」，每每讓我想起以天下為己任的范仲淹，在著名的《岳陽樓記》寫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
混合金融，則讓我有「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的「有容乃大」氣魄。面對人類永續挑戰，合作是唯一的選項，混合金融不只是金融創新，更是助力資本成為改變世界的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