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機會之門曾經為每個孩子敞開。不論你來自哪個階級，只要肯努力，都有機會翻身向上。然而半世紀過去，這扇門正逐漸關上。
近年世界各地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相較於種族、性別問題的進步，所得與財富的分配不均正嚴重惡化下一代的機會不平等，阻礙窮人的翻身機會。
在經濟起飛的年代，不管出身為何，只要努力，人人都有機會成功，黑手也能變頭家。但隨著經濟發展趨緩，家世背景的影響力愈來愈大，有錢人家的孩子就算資質平庸，也能在大量資源挹注下，贏過窮人家的聰明小孩。
為了理解貧富差距如何影響富人與窮人的生命機會，哈佛大學教授普特南組成研究團隊訪問一〇七位年輕人與他們的父母，呈現一九五〇年代至今，美國富裕家庭與貧窮家庭的生命故事。
普特南發現，相較於1950年代，現在窮人與富人的隔離日益嚴重，富人集中在豪宅區，窮人集中在貧民窟，日常生活中人們愈來愈難接觸到與自己不同階級的人。此外，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年齡不斷下修，在學齡前就呈現巨大落差，中上階級的父母有更多時間陪伴孩子、給予刺激，培養孩子的認知與非認知技巧，窮人家的孩子則時常面臨家庭的崩解，或在隔代教養的環境中長大。
從個人的成長歷程來看，家庭環境、教養方式、學校、社區、社會資本的差異，都正在影響不同階級孩子的流動機會。
但窮孩子的困境，就只能繼續嗎？普特南也提出解決方案，他認為我們應該將所有孩子都視為「我們的孩子」，以集體的力量來養育，否則機會不平等將同時危及經濟的成長與民主的效能，導致我們必須付出更多社會成本收拾後果。
以下為精選書摘：
1950年代，我的故鄉彷彿是美國夢的化身，不論出身背景為何，每個人都有相當不錯的機會。然而半個世紀之後，俄亥俄州柯林頓港（Port Clinton）的生活有如美國人的惡夢，生命的軌跡將小鎮一分而二，社區裡弱勢的小孩根本難以想像那些天之驕子眼中的未來。柯林頓港的故事搖身一變，化為全美各地常見的悲劇。上述改變從何而來，又將前往何處，而我們又要如何著手改變社會的不幸？這就是本書要處理的主題。
從現有最詳盡的經濟史及社會史材料來看，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以及柯林頓港）社會經濟阻礙最小的時刻是一九五○年代：經濟與教育迅速擴張，所得相對平等，社區與學校的階級隔離不大，階級不是通婚與社交生活的阻礙，市民參與以及社會凝聚力也非常高，中下階層的小孩在社會經濟階梯上爬升的機會源源不絕。
柯林頓港是個小鎮，種族並不是非常多元，但是在一九五○年代，此地完全就是美國的縮影，不論在人口特色、經濟結構、教育程度、社會情況，甚至是政治板塊分布皆是如此（渥太華郡是美國指標州裡的指標郡，也就是說當地的選舉結果在歷史上一直都非常貼近全國大選的結果，而柯林頓港就是郡公所的所在地）。 我中學同學的生命經歷，證明了機會之門不僅對唐恩與麗碧兩個貧窮的白人小孩敞開，甚至對傑西與雪莉兒兩個貧窮的黑人小孩也是一樣，他們靠著個人天賦與努力獲得往上爬的機會，跟我們班上有錢人家的小孩法蘭克並無太大不同。
沒有一個城鎮足以代表整個美國，而一九五○年代的柯林頓港也絕非天堂。這座小鎮和當時美國其他地方一樣，少數族群面臨嚴重的歧視，女性也常常被擠到邊緣，正如本章後文所述。假如沒有重大變革，我們當中鮮少有人（連我也不要）願意回到那個年代的柯林頓港，但是社會階級在當時並不是限制機會的主要因素。
然而，當我們把目光轉到二十一世紀的柯林頓港，有錢人家與貧窮人家的小孩面對的機會截然不同，就像我們本章會談到的雀兒喜與大衛。柯林頓港現在有著明顯的階級分化，學校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在中學停車場內，一邊停的是有錢人家小孩的BMW敞篷車，另一邊停的則是無家可歸同學的破爛舊車，他們每晚都把車開走，以車為家。當地的變化造成愈來愈多的小孩，不分種族與性別，全被阻擋在美國夢的承諾之外。柯林頓港不論在景氣、家庭結構、教養方式，或在學校與社區，都有很大的變化。令人驚訝的是，這也是美國大多數地方的情況。如果要探索美國是否機會均等，一九五九年的柯林頓港是個不錯的起點，因為這個小鎮提醒我們，美國夢已經離我們如此遙遠。
案例一：唐恩
唐恩來自白人勞工階級家庭，講話輕聲細語，班上同學沒有人想得到身為學校明星四分衛的他，講起話來竟是這付模樣。 唐恩的父親只讀到八年級，為了養活一家人，他同時做了兩份差事，早上七點到下午三點，先在柯林頓港製造公司（Port Clinton Manufacturing）的工廠生產線上幹活，下班後再走一小段路到當地的罐頭工廠做第二份工作，從下午三點半一路忙到晚上十一點。唐恩的媽媽讀到十一年級，唐恩說她一輩子都「窩在廚房裡」，忙著替家人張羅三餐。每天晚上，媽媽都跟唐恩三兄弟一起用餐。媽媽會把家裡剩下的東西全部拿來炒馬鈴薯，所以幾個兄弟已經很習慣吃大雜燴。爸爸深夜下班回到家時，三兄弟通常已經上床睡覺。
他們住在鎮上比較貧窮的區域，一直到唐恩離家上大學，家裡都還買不起車子或電視，而當時美國八○％的家庭已經有車，九○％的家庭也有了電視。他們每週搭鄰居的便車上教堂，沒有太多閒錢旅遊度假。不過，唐恩父母住的是自己的房子，所以他們覺得家裡經濟狀況還算穩定，而父親也不曾失業。唐恩回想起過去：「我並不知道自己很窮，直到上大學修了經濟學導論，才發現自己的家境算是『清寒』。」
儘管家中經濟並不寬裕，但唐恩的父母還是鼓勵他讀大學，而他也跟我們班上許多工人階級的小孩一樣，在柯林頓港中學就讀時就上了大學先修班。母親強迫唐恩學了六年鋼琴，但他鍾情的其實是運動。唐恩是籃球與美式足球兩棲，每場比賽父親都會請假去現場加油。唐恩並不是特別在意當地的階級差異，他說：「我住在鎮上的東邊，而有錢人都住在鎮上的西邊，不過在運動場上大家平起平坐。」
雖然唐恩的中學好友沒有一人上大學，但是他自己在學校的表現還算不錯，畢業成績排在班上的前四分之一。唐恩提到自己的父母對大學「一無所知」，但幸運的是他在教會有許多好朋友。他說：「鎮上有位牧師很關心我，還把我推薦給我最後就讀的那所大學。」不僅如此，這位牧師還協助唐恩弄清楚怎麼拿到學費補助，並且帶著他走過整個申請程序。
從柯林頓港中學畢業後，唐恩先是前往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教會大學就讀（在那裡他也是打美式足球），之後進入神學院。他說就讀神學院期間，一度懷疑自己是否有辦法「熬過一切」當上牧師，於是他回家跟爸媽說打算放棄不讀了。回到家鄉時，他路過一間撞球場，決定進去打聲招呼，這家店的老闆是父親的故友，老闆一見到他，就對旁邊的人介紹說這一位是「未來的牧師」，現場有個客人請唐恩替他禱告，唐恩認為這是個徵兆，自己應該繼續走這條路。
大學畢業不久，唐恩娶了在高中教書的君恩，婚後兩人生了一個小孩，這個小孩後來成為高中的圖書館員。唐恩當了很久的牧師，職涯相當成功，直到最近才退休。目前他仍在當地的教會幫忙，並且長年擔任中學美式足球隊的教練。如今回顧，他說上帝賜給他一個不錯的人生，讓他從一個貧窮但家人關係緊密的勞工階級家庭，一路走上與個人聰明才智與球場膽識匹配的成功職涯。但正如後文所說，唐恩翻身向上流動的故事，在我們班上並非特例。
案例二：法蘭克
法蘭克來自柯林頓港少數的有錢人家。十九世紀末，法蘭克的外公開始投入捕魚事業，而在法蘭克出生之前，家族事業已經跨足不動產與其他本地生意。法蘭克的母親於一九三○年代從大學畢業，之後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在芝加哥讀書時，她遇到法蘭克的父親，一位受過大學教育的牧師之子，兩人很快就步入禮堂。在法蘭克成長過程中，父親掌管家族事業，包括捕魚事業、購物中心、農場、餐飲等等，而母親則忙於慈善工作。
柯林頓港的菁英長期以柯林頓港遊艇俱樂部為中心。法蘭克成長過程中，祖父、父親與叔叔都曾擔任過俱樂部的「船隊長」，而母親與姨母則是被選為「同船隊長」，這都代表本地最頂尖的社會地位。簡而言之，法蘭克的雙親是我們一九五九年這一屆，最有錢、教育程度最高、社會聲望也最高的父母。
但是，法蘭克的家庭比起那些居於社經地位底部的家庭，兩者的社會差距還是小於現今美國（即使是柯林頓港）普遍的情況。法蘭克的家距離唐恩家只有四條街，他回想起自己的鄰居「混居著各種人」，卡車司機、商店老闆、連鎖超市A&P的收銀員、本地大公司的職員、消防隊隊長、加油站老闆、生態保育巡守員。「我們在院子裡一起打棒球，在街角一起踢鋁罐」他說，「大家相處融洽。」
儘管法蘭克的家裡很有錢，但從十五歲開始，他每年暑假都在家裡的餐廳幫忙，跟高中同學一起刮油漆，做點清潔打雜的工作。法蘭克的家人在當地相當低調，「如果你在柯林頓港的朋友們只買得起可口可樂，你就只能點可樂。」祖父不斷提醒法蘭克的叔叔，「如果我們住在克里夫蘭（Cleveland）或紐約，你可以點自己想吃的東西，但你住的地方是柯林頓港，所以你只能點這裡的孩子買得起的東西。」
中學時，法蘭克與同學互動起來毫無隔閡，事實上他相當機靈，因此許多同學都未察覺到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只不過從許多跡象還是可以看出差別。他是班上第一個帶牙套的小孩，小學時他冬天會跟家人到他們在佛羅里達的別墅避寒，在那裡上學。法蘭克的祖父是學校的董事。他的父母親曾經邀請一位老師到家裡吃晚餐，之後法蘭克有點責怪媽媽：「你們為什麼要讓我在全班同學面前不起頭來？」父母試著介入以更改成績的想法讓法蘭克覺得荒謬：「別開玩笑了，天啊，每個小孩都知道老師肯定不會犯錯。」
法蘭克對功課有點漫不經心，但這不表示父母親不重視他的課業。「打從一出生到讀完大學，我的生命都被安排得好好的」他說，「我知道自己會上大學，而且一定要畢業。」在父母的資助下，他進入俄亥俄州一所小型學院就讀，在新聞系拿到學位。大學畢業之後，法蘭克到海軍服役了七年，駕駛海軍運輸機飛行世界各地。他回想起這段經歷說：「我愛死這份工作了！」
海軍退役之後，法蘭克擔任《哥倫布快報》（Columbus Dispatch）的編輯，前後大概做了二十五年，直到一些人事安排的紛爭才遭到解聘。之後，他回到柯林頓港，處於半退休狀態，在家族事業當中幫一些忙，包括魚類加工、碼頭租賃還有古董店等。在經濟狀況不佳的幾年，他靠著祖父在他出生時就設立的信託基金度過難關。「這筆錢雖然不多，但卻讓我不用擔心挨餓」他說。法蘭克的家產讓他撐過生命中的幾次重擊，但還不算是個跳板，讓他可以超越普通家庭的同學（例如唐恩）。
1950年代柯林頓港的階級差異
1950年代的柯林頓港並非毫無階級差異，但從法蘭克與唐恩的故事看來，這些差異並不明顯。藍領與白領的小孩家庭背景類似，而且大家在學校、鄰里間、童軍團與教會都很自然地混在一起。階級的反差在今日對經濟穩定、家庭結構、教養方式、學校教育與鄰里關係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在後頭會看到，即使是柯林頓港也是如此），但在當時的作用卻是微乎其微。事實上，柯林頓港中學一九五九年這一屆，每個人不論背景為何，都跟父母住在一塊，住的也都是父母親的房子，而且每個人都叫得出鄰居的名字。
我們的父母幾乎大同小異，母親是家庭主婦，而父親則負責工作養家，父母的教育程度都不算特別好。事實上，有大學學歷的父母親不到二十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一甚至中學都沒畢業（當時大部分的人普遍只有中學以下的學歷）。但是，鎮上幾乎每個人都從戰後的繁榮經濟中獲益，也沒幾戶人家飽受貧窮之苦。鎮上少數幾個有錢人家的小孩（如法蘭克），還想盡辦法掩飾自己有錢的事實。
有些人的父親在鎮上汽車工廠的生產線幹活，有些在附近的石灰岩礦場、陸軍軍營或小家庭農場工作。其他人，例如我父親，則是做點小生意，賺錢或賠錢取決於景氣的好壞。那是一個充分就業又有強勢工會的時代，我們之中只有少數幾個家庭有人失業或所得不穩定。大部分的同學，不論出身背景為何，都活躍於運動、音樂、戲劇與其他課外活動領域。每個禮拜五晚上的美式足球賽，也吸引鎮上許多人前來加油觀戰。
隔了半個世紀再來看，我的同學（現在大部分都已退休）往上流動的情況十分驚人。有將近四分之三的人學歷都比父母還要好，而大多數人的經濟地位都爬得更高。事實上，有些家裡沒那麼有錢的小孩表現得比出身優渥、父母教育程度較高的小孩還好。以當代的標準來看，本班同學在教育程度往上爬升的絕對程度相當驚人，呈現出二十世紀美國中學與大學教育的革命。那些中學未畢業父母的小孩，有一半在中學畢業之後進入大學，其中有不少人是家裡第一個中學畢業生，當然也是家裡第一個拿到大學學位的人，在一個世代之間的跳躍極為明顯。更令人驚訝的是，本班有兩名黑人學生雖然得對抗種族偏見（之後我們會介紹），而且他們的父母連小學都還沒畢業，但他們還是取得了碩士學位。
在一九五○年代的柯林頓港，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於各種膚色的小孩來說，不論是黑或白，都不像二十一世紀這樣障礙重重，難以跨越。簡單比較就會發現，一九五九年那屆學生的下一代，平均學歷並無法超越他們的父母。 原先搭載一九五九級往上走的電梯，換成我們的小孩踏上去的時候，突然間就停電了。
讓我們看看，兩個白人小孩，分別住在路的兩邊，兩人今天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案例三：雀兒喜
雀兒喜與家人住在一棟白色大宅，宅邸前有寬敞的門廊，能夠俯視整座湖泊。他們在附近的小鎮上，也有一間價格不斐的房子，供雀兒喜與她的哥哥上學之用。雀兒喜的媽媽溫蒂，來自密西根州的富裕人家，外祖父是當地一名傑出的律師。溫蒂有研究所學歷，在一間私人診所兼職擔任特教老師。她非常重視時間的彈性，因為顧好兩個小孩（現在已經讀大學）一直是她心中的首要任務。雀兒喜的爸爸迪克，是國內一家大公司的銷售經理，常常都要出差。溫蒂說：「當孩子還小的時候，他在父親這個角色上並沒有很吃重。」
溫蒂則是完全相反，她一直亦步亦趨參與小孩的成長。「我逼小孩的程度更勝過我的父母」她說。「我真的是不斷催促（我小孩的）分數。一路逼著他們讀完中學，而且還繼續在逼。我念書給他們聽（當他們還是小嬰兒的時候）。他們小時候最重要的事，就是閱讀、閱讀、閱讀、閱讀，所以兩個小孩進幼稚園時，都已經會看書了。」她會批評其他沒有如此投入的媽媽，她說：「我看到許多小孩都非常迷惘，但他們的媽媽卻一點也不在乎。」
雀兒喜每天放學回到家，父母至少會有一人在家。母親準備晚餐的時候，她會跟哥哥坐在廚房中島做功課。全家人每天晚上都會一起吃晚餐，除了哥哥打美式足球的時候。「全家人一起吃晚餐非常重要」溫蒂說，「因為小孩可以學習如何與其他人對話。」
雀兒喜的父母親每年都會為她舉辦新奇主題的生日派對，五歲的時候是茶派對、六歲是芭比娃娃公主派對，十一歲是奧斯卡頒獎典禮（還派豪華轎車去接每位賓客），十六歲的時候則是拉斯維加斯賭城之旅。雀兒喜的父母擔心城裡的小孩無處可逛，所以在家裡的地下室精心布置了一間一九五○年代風格的餐廳，溫蒂說：「我扮演一九五○年代餐廳的廚師，這樣很好，因為他們所有朋友都會跟我聊一些事情，而我可以知道他們人在哪裡。」
溫蒂很驕傲自己可以為小孩在學校挺身而出。有一次，有位七年級的老師說雀兒喜的哥哥沒有做功課，而她向老師證明他確實有完成作業，但老師拒絕為此更改成績。她先是一狀告到校長，之後還告上學校董事會。董事會更改了成績，還把老師調職。還有一次，雀兒喜在中學時很努力地編了四年學校的年級紀念冊，而且在最後一年擔任總編輯，她料想自己可以因此贏得每年頒給紀念冊編輯的大學獎學金。當負責此事的老師拒絕提名雀兒喜角逐獎學金時，她的母親又跑去找校長，校長馬上清楚她的來意。「你瞭解我」她說，「我會去找董事會……你去告訴這個老師叫他在（獎學金）的名單上簽名，我就不再追究。」隔天，名單就送過來了。
雀兒喜說自己是中學裡「最活躍的人」，她是學生會會長、年級紀念冊主編、全國高中榮譽生會成員、讀書會的會長、還有「數不盡的頭銜」。甚至連她的父母都比其他學生的家長更積極參與學校活動，他們曾因學生們不知道怎麼做而幫忙用鐵絲網做了一臺金剛造型的花車。雀兒喜負責舞會時，由於其他學生無法到場搭舞臺，溫蒂就去會場，通宵為她黏貼舞會布景。
雖然家裡的經濟寬裕，溫蒂並不覺得自己或其他有錢的朋友是「等著領大筆遺產的貴族」（old money gentry）。「當地大部分的父母都來自中西部，他們完全靠自己努力」她說，「這裡不是比佛利山莊，也不是漢普頓（Hamptons）」。她鼓勵小孩暑假去打工。她堅持「如果你想要有錢，就必須靠自己奮鬥」。她對於要特別花錢補助貧窮小孩的教育深表懷疑，「如果我的小孩有一天功成名就，我不認為他們應該為那些整天枯坐卻一點也不努力求取成功的人付錢。」
當我們問到雀兒喜生命中是否曾感受到壓力，她說：「我從來就沒有真的為錢煩惱過」，當他們有位家族友人自殺時，她的情緒確實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她可以跟父母親講出自己的感受，父母就是她的模範。「我身邊的人一直都盡心盡力幫我，引領我走上正軌」她說，「我對於自己生命中的一切感到心滿意足。」
案例四：大衛
當我們二○一二年在柯林頓港公園與大衛碰面時，他看起來非常瘦，穿著牛仔褲，頭上戴著棒球帽。他的父親在中學就輟學，之後試著跟祖父一樣開卡車賺錢過活卻失敗，因此成年之後一直在打零工，做點環境打掃的臨時工。大衛很抱歉地說自己無法講更多關於父親的事，因為「他在坐牢，所以我無法問他」。大衛的父母在他還很小的時候就已經離異，母親一去不回，所以他對母親所知有限，只知道她住在柯林頓港一帶。「她的男朋友都是神經病」他說，「我幾乎不曾好好看過我的母親，她老是不在。」
大衛的命運相當坎坷。雖然父親在監獄進進出出，但他成長過程中主要是由父親監護。大衛還小的時候，父親的女朋友一個換過一個，而且常常是在毒品中載浮載沉。大衛與父親有一段時間跟祖母住在一塊，就在港口路比較貧窮的一側，之後爸爸搬出去住，又跟另外一個女人同居。但最後不是付不起房租，就是又開始「嗑藥」，只好再回來跟祖母住。大衛有九個同父異母及同母異父的兄弟姊妹，但是沒有一個固定的居住地址。
當大衛十、十一歲時，父親跟一個女人廝混了好幾年，他說她是繼母，雖然父親跟她並未真正結婚。他說繼母是個「瘋子……酗酒、嗑藥、吸毒」，現在換跟另外一個人同居，還生了好幾個小孩。大衛說，當她離開時，父親「深深沉溺在」毒品與女人之中。這些大人們在他的生命中來來去去，毫不關心孩子發生什麼事，讓大衛覺得似乎「沒有人在意」他們兄弟姊妹的死活。
大衛的爸爸最近因為一連串的搶劫而入獄，但大衛無法前往探視，因為他自己也還在緩刑期。他覺得跟爸爸很親，因為爸爸是他生命中唯一始終在他身邊的大人，只不過他擔心爸爸的情緒不大穩定，「有時候他對我生氣，有時候則不會，就看我碰上他時，他的心情好壞。」
作者：羅伯特．普特南
哈佛大學馬爾金公共政策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2006年榮獲政治學界最高榮譽史蓋提獎（Johan Skytte Prize），且2012年美國國家人文獎章得主。曾擔任歐巴馬、柯林頓、布希等多位美國總統的顧問，至今已出版十四部著作，包括《獨自打保齡球：美國社區的衰落和復興》（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2000）、《使民主運轉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1994）等經典作品。普特南不但在哈佛大學教書，也是該校薩加洛論壇（Saguaro Seminar）的共同創辦人，這項研究倡議試圖結合傑出的思想家與實務工作者，發展出一套可以落實的公民復甦理念。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6/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