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年以來，新加坡以高人均GDP、亞洲頂尖的競爭力以及高達九成的住房自有率，成為國際社會眼中的繁榮典範。對於房價居高不下的臺灣而言，星國的「住者有其屋」政策更常被視為理想的住宅解方。然而，在耀眼的經濟數據與光鮮亮麗的城市地景背後，所得分配不均與底層階級的生存困境，正逐漸成為這個高所得社會無法忽視的隱憂。
「新加坡似乎很晚才意識到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因為我們很難把這些現實納入進步繁榮的故事裡。」新加坡學者張優遠説。
在強調競爭、翻身與特定「正常生活模式」的社會體制下，僅能依賴政府租賃組屋（Rental Flats）維生的低收入族群，所面對的往往不只是物質空間的匱乏，更是心理層面的階級邊緣化。當繁華的消費主義與嚴行政審查體制的交互影響，這群社會邊緣的居民，在體制中體會到的並非政策保障的安居感，而是揮之不去的無家焦慮與尊嚴剝奪。
在新加坡高度強調功績主義與集體秩序的體制中，社會默認了一條由教育、就業、儲蓄到排隊買房的正常生活路徑，並將「擁房」與「成功、有尊嚴」劃上等號。但這也意味著因各種變故而被迫跌落階梯、只能仰賴政府租賃組屋（Rental Flats）的低收入族群，在跨入社區的瞬間，便被貼上了「異常」與「失敗」的階級烙印。
他們每日步出狹小的家門，面對的是周遭更寬敞明亮的自有產權住宅，並在從事基層服務業與面對鋪天蓋地的消費主義時，深刻體會到被主流社會無視的尊嚴剝奪感。
雖然政府在制度設計上無意驅逐任何人，但為了確保公共資源不被濫用而設立的行政程序，如定期審查、繁瑣的文件提交，以及隨著居民努力加薪而相應調漲的租金機制等，在現實運作中，反而轉化為一種對底層的微觀監控。對於許多曾有過流落街頭經驗的脆弱家庭而言，這種體制加深了他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交互影響下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無家焦慮跟尊嚴剝奪。
以下是精選書摘
「正常新加坡」的繁華邊緣：被消費主義與階級隱形孤立的日常
人是非常擅長適應的生物。儘管很多人的願望是搬出租賃組屋，不過大部分還是將就地住在裡面，並設法營造出家的感覺。對於經歷過無家可歸的人，擁有一個可以隨心所欲睡覺、煮飯、覺得安全的地方，就算是進展了。
有些人聽到我的研究，會說：至少他們不用流落街頭。此話的確沒錯，也絕非不重要。儘管如此，這種居住環境並非一般現代新加坡人的生活。住在租賃組屋的低收入者有重要的需求未能獲得滿足。要了解這點，我們必須從當代新加坡的社會環境來檢視這些房子。
整體而言，受訪者居住的租賃組屋以及建屋發展局的公共組屋周圍都是自有住宅。自有住宅的坪數較大，所以不會顯得那麼密集。自有住宅和公共組屋的公共區域，例如走廊和底層，尤其比較老舊的街區，差異十分顯著。前者較為清潔、明亮、寬敞。租賃組屋的居民每一天都能看到他們的住家和一般大樓不太一樣。
生活在當代新加坡，我們被消費主義包圍，隨處可見大型購物中心、廣告和攜帶名牌商品的人：從背包到運動鞋、從皮包到手機。搭乘捷運通勤時，我們會發現很多車站都連接購物中心。一位單親媽媽告訴我，她很怕經過她家附近的購物中心，那間購物中心正好和離她們家最近的捷運站相連，因為她六歲的女兒會要求她「買這個、買那個」。在手頭拮据的情況下，置身於這種消費主義環境，彷彿在不斷提醒她無法滿足孩子的願望。
許多受訪者從事服務業，例如居家打掃、在加油站當服務員，或是旅館、購物中心、大樓的清潔工，不然就是負責送餐、搬家或擔任收銀員。他們每天與比自己有錢的人接觸。在這些環境下，收入較高的人對低收入者經常視而不見，但是對於服務別人的人來說，低收入者顯然不可能無視對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有時得跟著無法請人帶小孩的父母一起工作；我遇過一對母女，媽媽有時會帶小女兒一起打掃房屋，她的媽媽告訴我，他們去監獄探視女孩的父親時，小女孩會向父親描述大樓裡的游泳池。無論是成年人或孩子，都清楚感受到自己擁有的東西比別人少、感覺自己不如人。
社會規範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我們往往認為自己獨立思考，也能決定要做什麼、然後就去做。事實上，正如我在早期和最近研究中發現的，我們對於未來的可能性、欲望、自我的概念，都深受環境影響。在新加坡，很多人相信生活要依循單一的「正常」路徑：念書、取得文憑、找到好工作、存公積金、認識結婚對象、排隊申請購買組屋、每月把一部分薪水轉到公積金帳戶支付房貸、登記結婚、舉行婚禮、搬進組屋、生兩到三個孩子、照顧年邁的雙親。這些規範之所以出現，是來自於新加坡人研議的政策法規、來自於不同層級的政府機關，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互動。多年下來，這樣的互動不斷重複，使我們開始相信並接受這個過程和路徑是「正常的」做法。正如中產階級新加坡人告訴我的，這就是「正常的新加坡模式」。
按照這個版本：就學、就業、成家、組織特定的家庭類型，就算是正常生活，而低收入者則被視為例外。他們在申請組屋、公共援助，以及在與社工互動時，都經常被提醒自己是異常現象。
揮之不去的無家焦慮
建屋發展局無意驅逐任何人。租到組屋並不容易，但是一旦住進去，事實上就不太可能被趕走。不過我竟然是最近才得知此事。在我拜訪租賃組屋的三年當中，我從居民那裡得到的感覺是他們認為自己的住房狀況很不穩定、缺乏保障。他們會說那裡不是真正的家，擔心自己拖欠租金；他們提到希望購買自己的組屋，這樣一旦發生任何不測，孩子才不會無家可歸。他們還告訴我，他們看過鄰居被鎖在門外、物品被清空。有些人給我看他們拖欠幾個月房租之後收到的信件；看起來就像驅逐通知。我向建屋發展局的人提及住戶的不安全感，他們真的非常驚訝。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無意讓任何人流落街頭。如果建屋發展局無意驅逐，租賃組屋的居民為何有這麼深的不安全感？
答案要從大環境來看。第一是無家可歸的經驗；第二是規則、流程、續約的經驗；第三是整體社會對於自有房產的信念。
我們為何感受到我們的感受，並相信我們所相信？世人的經驗，以及我們在周圍看到的一切，形成我們的感受和信念。
對於我的受訪者來說，流落街頭並非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許多人經歷過某種形式的無家可歸：有些人住在公園的帳篷或是車子裡；有些得借住親戚家；有些人為了不造成別人困擾，必須在不同親戚家間搬來搬去；許多人收留因為家庭、工作或健康因素，必須到處搬遷的家庭成員。一位女性向我描述終於住進自己的租賃組屋後，她鬆了多大口氣。她有很多年一直睡在父母住所的客廳。由於父母與另一個家庭合住，她必須趁其他人不在時睡覺，才不用擔心自己睡相不佳。假使一個人經歷過不斷搬遷、沒有固定住所的生活，那麼就算住進租賃組屋，不安全感很可能依然伴隨著他們。根據這樣的生活經歷，有安全感才是不理智。
儘管建屋發展局無意讓任何人流落街頭，但是整體的程序給人的感覺並非如此。房客必須定期更新租約，他們要提交各式文件，尤其是關於收入的證明，一旦收入增加，租金也隨之增加。接受我訪談的幾個人都抱怨這件事：他們努力工作，設法提升收入，卻馬上因為租金調漲而消失。頻繁的更新手續讓他們覺得缺乏保障、無法掌控自己的住房狀況。一旦租金逾期未付，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經歷，收到的催繳通知更加劇他們的焦慮和不安全感。
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相當高，代表人們普遍相信只有擁有房產才能帶來真正的安全感。這個觀念也許不全然正確，不過大家都這麼認為。住房制度和房地產市場確實仰賴這樣的信念。儘管我遇到的很多人可能永遠買不起房子，但是他們也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擁有相同的社會規範和信念。
在這座人均所得在世界名列前茅的城市，有些人的生活條件正如同我所描述的：空間太小，父母和孩子必須睡在同一間臥室；擔心自己流落街頭；每個月到了某個時間點就開始透支；居住環境過度密集，導致垃圾和臭蟲成為揮之不去的問題；主要的娛樂是看電視；每天都有傳單或標語提醒他們住家附近有多危險；為了省錢而不開燈；得燒熱水讓孩子洗熱水澡；家裡擺滿有錢人丟棄的物品。
我們必須把上述景象放在新加坡閃亮的購物中心、豪華轎車、iPhone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皮包之中檢視。新加坡是全球數一數二的「宜居城市」、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PISA）的分數名列前芧、擁有亞洲最好的大學、住房自有率比率數一數二。租賃組屋的生活條件卻那麼糟，居民缺乏安全感和尊嚴，這些都是新加坡日常生活的現實。
作者：張優遠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社會學博士，目前擔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曾發表諸多期刊論文、書籍文章與評論，著作包括2011年勞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新加坡新自由主義道德：家庭政策如何影響國家和社會》（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 How family policies make state and society）等。她致力於教學，並將研究成果帶入公共領域。2013年獲頒南洋教育獎（Nanyang Education Award），2016年榮獲美國社會學學會性與性別部門（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ex and Gender Section）的女權學者社會運動家獎（Feminist Scholar Activist Award）。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