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務勞動、男人說教、性暴力、身體自主權等議題上，父權機制如何藉暗中運作，對女性造成實際壓迫。
我們習慣把性別不平等想成特定的事件，像是一則性騷擾新聞、一場薪資爭議、一句冒犯的玩笑。但讓壓迫得以長久運作的，更常是那些沒人覺得需要被檢討的日常：誰的疼痛被認真對待，誰在家裡理所當然地休息，誰的專業需要被再三確認，誰說「不要」時還得補上理由。
這些場景看似互不相干，也很少被視為「壓迫」。它們不靠明目張膽的惡意運作，而是靠一套被默認的規則，是誰的經驗是標準，誰的付出是義務，誰的話值得被相信。
當規則被視為理所當然，遵守它的人不會覺得自己在傷害誰，偏離它的人卻要為此付出代價：被說難搞、被說情緒化、被說不近人情。
哲學家凱特．曼恩把這套規則稱為父權的「執法機制」，用來規範、監督女性行為，並懲罰不符合規範的女性。它不需要每個人都心懷惡意，只需要多數人在多數時候照著劇本走：男人的需求先被滿足，女人的付出被視為本分；一旦女人拒絕、質疑或要求公平，社會便會出手糾正她。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許多不正義如此難以被指認。每一件單獨看來，都像是個人選擇、文化習慣或偶發的誤會，指有把它們放在一起，才看得出同一套邏輯在不同場域反覆出現。
要看清這套邏輯，不妨從我們最熟悉的生活場域開始。
凱特曼恩點出的六個性別不正義
一、醫療研究：誰的身體才是「標準」？
醫藥實驗與醫學教育往往以男性生理為「基準」或「預設值」，女性病況則被歸類於「非典型」或「不正常」，導致女人更易錯過治療黃金期。
二、照護體系：誰的疼痛值得被相信？
早在社會化過程有可能讓男孩考慮到男性氣概、不願充分表達自身疼痛之前，人們就已經比較認真看待男性疼痛。人們也預設男人過少使用照護資源、暗示女人使用過多，在假設男人更能忍痛之餘，他們又比女人容易獲得止痛藥物。
三、家務勞動：誰被預設為照顧者？
據統計，在2000年，全職母親承擔家中三分之二的育兒責任，男性伴侶則負責餘下三分之一，而過去二十年間，這些數字毫無改變。工時長的父親擁有負責更多育兒照護工作的妻子，但工時長的母親則擁有睡眠時間較長且花很多時間看電視的丈夫。
四、政治場域：為什麼只有女人必須「討人喜歡」？
人們往往假設，女性政治人物勢必缺少合群性格，也就是體貼、滋養關懷，與支持社會的品質。但是這類條件只會拿來要求女性政治人物，男性則可豁免。
五、知識與資格感：女人為什麼總得證明自己懂？
即使在女人自身精通的領域，她也無法免於被男人說教；即使她身為該領域權威，仍無法完全掌握該主題的正當話語權，而且時常可能遭到外行人再三確認、質疑，甚至反駁。
六、身體自主權的性別不正義：誰有權決定女人的身體？
反墮胎和反跨性別運動的真實邏輯，都是對女人身體的管制。性與生殖勞動，皆是女人應該付出的資源。另外，透過「同理他心」這類想像投射，強暴犯罪往往被視為意外，有時甚至扭轉成男方才是受害者的情境。
以下是精選書摘：
同意的資格感
「阿茲．安薩里的恥辱」，凱特琳．弗蘭納根的標題這麼寫道。
她刊登於《大西洋》雜誌的文章，哀嘆像葛瑞絲這樣的「憤怒年輕女子」所擁有的「暫時權力」。正如文章副標題所說，這類女人一旦掌握了這種力量，就會突然變得「非常、非常危險」。
弗蘭納根的文章開頭，對葛瑞絲的故事流露出困惑不解的態度，隨後卻十分流暢地轉向時事，並對其展現出令人幾乎喘不過氣的認可。
弗蘭納根對事件的描述，讓人毫不懷疑她的同情心最終落在哪一方：堅定地站在安薩里這邊，儘管她自己也承認，那名受害者所遭遇的對待相當「不堪」。
兩人在共進晚餐後、到家的幾分鐘內，葛瑞絲坐在廚房流理檯上，而安薩里顯然是在獲得她同意的情況下為她口交（年長的讀者在此睜大了眼睛，因為在從前，這很少會是「一夜情」的第一步）。但根據葛瑞絲的敘述，接下來安薩里要求她以一連串不堪的方式進行性行為。
最後，隨著夜漸深，她的情緒崩潰了，她告訴他：「你們男人全都該死的一樣。」然後哭著離開。我認為這是整個故事裡意義最重大的一句話：她過去遇過這種事很多次。是什麼讓她以為這次會不一樣？
當弗蘭納根用普遍常見的方式責怪受害者，她也自行詮釋了葛瑞絲說的話。在葛瑞絲的故事裡，並沒有任何內容指出她曾經遇過這種事情「很多次」，一如弗蘭納根所臆測的那般；她只是在表達，在面對各形各貌自認有資格的男性的性行為時，她所感受到的整體性失望。
弗蘭納根接著建議，女人應該效仿上個世代的女人在這類情境中據說會做出的：指責那位有名約會對象「厚顏」、甩他一巴掌，就此奪門而出。但是當今，在一個已經不再鼓勵這種因為錯誤動機而衍生出正確行為的文化裡，也就是說，儘管是以保護她的貞潔而非她的性自主權為名義，但這仍舊給了她一個可以被社會所接受的「逃離」機會，以離開令人不愉快的性互動場景。
葛瑞絲仍很可能和小說裡的瑪歌有著相同的恐懼：自己會因為打壓了一個男人的性自尊而顯得粗魯無禮，甚至被視為「婊子」。弗蘭納根說對了，沒有真正的證據可以證明葛瑞絲當時「僵住了、嚇壞了、無法脫身」（儘管假如她真的那麼覺得，也絕對可以理解），但她缺少一個在社交上優雅的出路。她那時想必已經知道，自己正冒著風險，她的行為有可能「羞辱」安薩里、使他痛苦，破壞他「好男人」的自我形象。
而最終，弗蘭納根也認為葛瑞絲還是這麼做了（儘管是用不同的方式），並因此對她勃然大怒。從安薩里的公寓奪門而出後，葛瑞絲將走進一個世界，一個女人會因為指出男性約會時粗心、不負責任的舉止，而遭人指為粗心與不負責任的世界。她將成為被責怪的對象，而他則會很快被原諒。
弗蘭納根如此挑剔著葛瑞絲：
她和報導她故事的記者聯手打造了一部三千字的復仇色情片。這個故事裡描述的臨場細節並不是為了佐證她的敘述，而是用來傷害和羞辱安薩里。藉由聯手，這兩個女人很可能毀了安薩里的職業生涯。如今，不論男性是做出了怪異還是令人失望的行為，這種毀滅方式都已經成為對所有男性不當性舉止的懲罰。
「我們當然很樂意和阿茲．安薩里再共同製作新一季的《不才專家》。」弗蘭納根的可怕臆測刊出僅僅六個月，Netflix的原創內容部總監辛蒂．荷蘭在談到安薩里的電視影集時便這麼說，這個串流服務平台後來也製作了另一部由安薩里主演的脫口秀喜劇特輯。
的確，我們會猜測，換成白人男性，可能會享有更多為他辯護、展現出同理他心的號召，甚至是一條更穩固的道路，獲得大眾的救贖。另一種可能是如前面所提到的，就像針對艾德．威斯維克的強暴指控一樣，這類消息甚至可能不會留下太多痕跡，他的模範金童名聲整體來說並未沾上汙點。
不過，讓我們回到粗魯無禮這件事情上。一個女人怎麼會採取這麼極端的行動─以這麼根本的方式違背自己的意願，只為了避免這個看來微不足道的社會後果呢？然而，我們從社會和道德心理學了解到，在某些社會情境中，隨著文化文本決定了個人自身舉止，事實上，人們確實經常不遺餘力避免擾亂這些社會情境─尤其當它們來自於某種權威人物的規定或甚至是建議時，更是如此。
當權威開口，「不要」還能算數嗎？
1960年代早期、知名的米爾格倫實驗將這件事揭示得最為徹底。在實驗中，實驗者指示參與者對一個看似無辜的男子（實際上他是實驗者的同夥，也是位受過訓練的演員）施行一連串愈來愈強烈的電擊。毫不知情的受試對象和這位男子會面、握手，絕大多數的人說覺得他討人喜歡。受試對象也接受了一次強度為四十五伏特的真實電擊作為樣本，因此他們大約了解到，如果這個人在他們的催促下做出不正確的回答，他會遭遇到什麼情況。
這項實驗主張要了解懲罰對人類記憶力所造成的效果。雖然參與者知道他們正在讓這位「學習者」經歷什麼，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受試對象持續全程聽從實驗者的指示，對他們這位不幸的、貌似受害的對象（他持續提供錯誤的答案）施予整套完整的電擊。他們一路提升電擊強度至四百五十伏特，這些按鍵上標示著諸如「注意：重大危險」字樣，而到了最後的一個按鍵，則只有「╳╳╳」的標記。而儘管男子的哀號、哭泣、痛苦尖叫清晰可聞，他哀求他們停止、敲打著牆壁，但實驗參與者仍給予電擊，而到了最後，是令人不安的沉默。雪上加霜的是，男子曾抱怨過自己有心臟問題。
這些實驗的結果如今已眾所周知。但有一件事較少人知，且在此脈絡之下提供了我們重要反省：絕大多數的實驗參與者都顯而易見並發自內心為自己的任務感到痛苦。根據米爾格倫的說法，雖然他們行動了，但「他們並不同意自己正在做的事。」
大多數的人都提出抗議，試著擺脫這個情況，完全沒有對自己造成的痛苦無動於中，也不是以一種機械或機器人般的心態在操作，認為自己「只是聽令行事」。在近日一份針對當時一百一十七名受試對象的錄音所做的分析中，九八％的人在實驗過程的某個時間點說出如「我不想」和「我做不到」這類的話。
然而，儘管如此，大多數人仍舊被實驗者的催促壓倒，繼續往下進行。這些完成任務的人在這麼做的同時，也用許多方式表現出壓力，包括：流汗、不斷抽菸、哭泣，其中一位甚至反覆吟誦。
這個男人的吟誦內容引人聯想：「這事必須繼續；這事必須繼續。」
這支持了米爾格倫在其著作《服從權威》中詳細闡述的論點，也就是，實驗參與者在一種錯誤但強力的道德義務下，努力遵守實驗者的命令。這並不意謂人們在當下失去了他們的道德良心，而是代表了慢慢灌輸人們一種虛假卻有力、衝突的責任感，讓他們服從一位以實驗者形式出現的臨時權威人物很容易：在此案例裡，他是一名身著實驗袍、被宣告是耶魯科學家的男人。
實驗參與者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個男人，而且他不會在他們未來的生活裡扮演任何可預見的角色，他們不過是從這樁麻煩事裡獲得了四美金的補償（加上五十分的車資），但大多數的參與者卻仍舊順從了實驗者的希望，把這視為一件他理當有資格獲得之事物。當參與者拒絕並試圖暫停實驗過程，實驗者會依序提出下列催促：
「請繼續。」或「請接著做。」
「這項實驗需要你繼續做下去。」
「你繼續操作對實驗來說絕對必要。」
最後一個訴求則是：
「你沒有其他選擇，你必須做下去。」
有趣的是，最後這道最高壓的催促，似乎也是最沒有效果的，每一個收到這道催促的實驗對象最終都離開了。
這些實驗揭示了社會文本的力量，尤其是有權威人物涉入其中之時─當個人必須粗魯無禮地對抗某個對象才能夠逃離特定情境，社會文本就會更有力。
這類情境能夠讓徹頭徹尾的普通人做到這種程度，讓他們去折磨無辜的受害者，就算他們的良心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米爾格倫實驗給我們的教訓不只是人們在這類條件下願意對他人做出什麼事，還包括了人們在這樣的設定下，願意違背自己的內心到什麼程度。
「請。」哈維．溫斯坦在兩分鐘內對二十四歲的模特兒安博拉．古提爾茲說了十一次這句話。這段話被祕密錄下，錄音於2017年年末被公開，促使溫斯坦垮臺。彼時六十五歲的溫斯坦在前一天撫摸了古提爾茲的胸部─她因此決定報警，並同意警察在他們下一次見面時在她身上裝上竊聽器。他那次鐵了心要她來自己的旅館房間。他以一種明確帶有脅迫意味的風格開場 — —
溫斯坦：「我現在告訴妳，過來這裡。」接著很快又說：「妳必須現在就過來。」
「不要。」古提爾茲這麼回答，迅速並肯定，儘管音質不太清楚，然後溫斯坦突兀又狡詐地轉變了口吻，變得比較像是米爾格倫實驗裡的第一道催促（他的下一句話是：「請？」）。
隨著他一再重複這句「請」，古提爾茲愈來愈難提出反對─因為這在社會意義上愈來愈不被預期。因此，溫斯坦表面輕盈但持續不懈地施壓。很顯然，他對古提爾茲不斷加劇的苦惱不只無動於中，他的意圖就是要如此，讓她就範。
確切來說，對溫斯坦而言，不是古提爾茲的「不要」就是「好」，而是它不代表任何意義─那只是個讓他繼續詢問、催促、刺激她的指示信號。他反覆提醒她自己的身分（「我是名人」），以及她偏離了什麼樣的劇本（「妳現在在讓我難堪」）。她拒絕接受指令，難以共事。
溫斯坦的權力形象─我們甚至不用考慮他有權力做到什麼地步，只論他在這個情境之下的身分─絕對足以讓他輕易掠奪許多目標。這類男性除了創造恐懼（通常是被默許的），也會為在社會上身處臣屬位置的女性創造出一種虛假的義務感，否則她本會拒絕他的要求。
在他對她的身體進行性挾持時，她甚至可能被說服，成為一個主動的參與者。她從頭到尾都嫌惡這場性行為，但卻被塑造得相比之下更不想拒絕他。她最終可能會既非為了自己，也非為了性本身（遠遠不是），進行了這場她不想要的性行為。她這麼做是為了避免後果，因為女人在社會化的過程裡學會了要規避這些後果。
溫斯坦把他的另一個目標，艾瑪．德考尼斯引誘到自己的旅館房間，然後一絲不苟操作他的慣用伎倆。當他從淋浴間走出來，要求她和自己一起躺在床上，她直截了當拒絕了。他很震驚。「我們什麼都沒做啊！」她記得他驚呼。他試著說服她這個場景很浪漫，「就好像在迪士尼電影裡。」他這麼說（他的另一名受害者稱他的手段是「很爛的童話故事」）。
德考尼斯打起精神：「我看著他，然後我開口─用盡了我所有的勇氣，但我說：『我一直都討厭迪士尼電影。』接著我就離開了，用力把門甩上。」儘管如此，她還是心煩意亂、全身顫抖、驚嚇無比。
不是只有高度享有特權的男性才有辦法操作這種權力，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它們也發生在婚姻關係中……
作者：凱特‧曼恩
康乃爾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她於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並曾任哈佛學會的初級研究員，曾為《紐約時報》、《波士頓評論》、《赫芬頓郵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與《政客》等各出版品撰寫評論。英國《前景》雜誌曾將她評選為「世界十大思想家」。
另著有本書前作《不只是厭女：為什麼愈「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愈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以及為不分性別發聲的《懼胖社會──為何人人對肥胖感到恐慌？體重羞恥的文化如何形成，肥胖歧視如何與各種歧視交織並形成壓迫》。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25/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