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戰士》放棄高薪臨床工作,為何「防疫醫師」願意為國出生入死?

衛福部疾管署副署長羅一鈞曾任首席防疫醫師,專攻愛滋防治的他,先前曾赴美國接受EIS訓練。

江慧珺攝。

國內爆發首宗新冠肺炎院內感染,感染源仍待進一步追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24個防疫醫師全員出動,到病毒最前線,抽絲剝繭,找出未知的「超級傳播者」。他們是誰?為什麼願意放棄安穩、高薪的臨床醫師工作,選擇為國為民、出生入死?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防疫醫師扮演要角。

從初期赴武漢訪查、確診個案調查追蹤,乃至寶瓶星號、武漢台商與鑽石公主號包機返台檢疫,都有防疫醫師參與其中。24個防疫醫師,都夙夜匪懈。

他/她們可以在前線指揮疫戰,例如,派到日本負責接回鑽石公主號上的國人,全副武裝、帶著N95口罩、面罩,全身防護衣的是曾獲頒國軍「忠勤勳章」,曾任國軍花蓮總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的蘇迎士。

更重要的是,防疫醫師得扮演「疾病神探」的角色,每出現一個新增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一名承辦人通常會搭配一位防疫醫師到醫做疫情調查,防疫醫師會透過問話釐清發病日,每次疫調時,病人必須不斷回想,最後由防疫醫師綜合所有線索,判定發病日,同時「往前追蹤感染源,往後匡列接觸者」。

若是遇到個案不吐實,防疫醫師也會透過家人、親密接觸者、醫護人員等詢問來交叉比對,以釐清個案動向,並進一步找出所有接觸者。

以「防疫界(名偵探)柯南」自居的前任首席防疫醫師(chief medical officer)、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長羅一鈞,40歲出頭的他,可說是國內最出名,也最為媒體熟悉的防疫醫師。

我國防疫醫師制度,源自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自2007年起,疾管署陸續派遣5名精銳防疫醫師赴美,接受CDC的流行病調查訓練(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 EIS)。

羅一鈞便是其中一員,而且他在美國的兩年前期間參與過千奇百怪的群聚事件調查,包括生食螯蝦感染北美肺吸蟲群聚、龍捲風後白黴菌軟組織感染等。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長羅一鈞。圖片來源/江慧珺攝

曾任非洲外交替代役,揭露奈國兒童不明原因大規模死亡事件

其中,他遠赴奈吉利亞調查的兒童不明原因大規模死亡事件,不但查出真相、轟動國際,最後還與調查團隊一起獲頒2011年美國國家環境醫學中心公共衛生榮譽獎。當時,羅一鈞與團隊深入奈國北部Zamfara州的偏僻村落,展開地毯式家戶訪談、血液採檢與環境調查,發現這些以採金礦為主業的村莊,幼童鉛中毒盛行率竟高達100%,而且村莊公共區域與家戶內的土壤普遍遭鉛污染。

罪魁禍首是村民的生計來源——金礦,不僅含高濃度鉛,村民在家戶內進行磨粉、掏洗等過程,更使鉛隨粉塵釋入空氣、污染土壤,幼童因此暴露在危險的環境鉛濃度之下,導致鉛中毒。

該調查結果獲得國際高度重視,促使奈及利亞政府與世界衛生組織、無國界醫師組織等機構合作進行清汙與治療,更引起CNN、BBC等媒體大幅報導。

羅一鈞在出國報告裡回憶,「……在惡劣的環境下調查悲慘的兒童死亡群聚,對從未到過非洲的CDC團員是強烈的『文化震撼』。」但此時,他曾在馬拉威待過兩年的「非洲經驗」派上用場,得以「為團員提供有力的心理建設和文化解讀」,還因擅長使用流行病學統計軟體而成為團隊領袖,因此得以順利完成任務。

然而,為何一個台灣土生土長的醫師,會比這群全球最精英的防疫專家更懂非洲?

原來,羅一鈞自台大醫學系畢業後,就到非洲馬拉威服外交替代役。他當時被當地嚴重的疫情震驚,馬拉威15歲以上的成人有25%是愛滋帶原者,「在那邊看HIV比我看過的高血壓、糖尿病都還要多,」羅一鈞曾在受訪時回憶。

羅一鈞因此以對抗傳染病為終身志業,投入感染科與防疫領域,並於2008年錄取疾管局防疫醫師,並於翌年到美國受訓。

美國受訓經驗,也讓羅一鈞體悟到,疫調工作光靠臨床感染科的背景不夠,需跨領域合作,包含昆蟲學家、動物學家、病理學家、法醫、獸醫、毒物學家、感染控制專家、環境工程師、環境微生物學家、行為學家等,都是他求教的對象。

冷靜、邏輯清楚,很少情緒化的重要任務

擔任防疫醫師不久,就遇上一起棘手的食物中毒事件。

羅一鈞回憶,該起案件23人聚餐中有8人出現高燒、橫紋肌溶解症狀,檢體卻排除大腸桿菌、霍亂等可能病因。

他深入調查,發現患者都有生吃鱉肉,認為是感染寄生蟲。問遍台灣各大學相關學者,懷疑是由寄生在鱉上的旋毛蟲,引發橫紋肌溶解症。

當時我國尚無旋毛蟲病診斷技術,羅一鈞尋求日本寄生蟲實驗室支援,最後成功確診,為全球首宗人類食用爬蟲類動物感染旋毛蟲的案件。

2014年,羅一鈞也與另名防疫醫師蔡懷德深入爆發疫情的奈及利亞,協助當地台僑防疫,並考察當地防控措施,「電影《危機總動員》(Outbreak)場景,現實生活中真的可能發生」,羅一鈞說道。

羅一鈞的台大同學,亞東醫院感染科主任楊家瑞對認為羅一鈞「冷靜」、「邏輯清楚」的特色,很適合防疫醫師的工作。他表示,羅一鈞面對疫情壓力難免,但少有情緒化表現,總是針對問題做出清楚且適切的回應。

我國的衛生調查訓練班(FETP),又稱為流病班,堪稱「台版EIS」,所有防疫醫師都需受訓,包含流行病學、生物統計、現場突發疫情的調查與防治、評估監測系統等,更重要的是「做中學」,到現場調查突發疫情,經2年訓練才能成為稱職的疾病偵探。

羅一鈞回顧,早在1982年台灣發生小兒麻痺大流行,隔年衛生署參照美國EIS訓練,成立應用流行病學專業人才訓練及養成計劃,簡稱「流病班」,為衛生調查訓練班的前身,當時由美籍專家馬理森(Michael Malison)指導,指揮中心執行官、疾管署長周志浩就是早期學員之一。

SARS時期因國內爆發嚴重院內感染,美國CDC專家團來台協助,並當面向前總統陳水扁建言,除強化現有流行病學田野調查外,更要招募專科醫師,加強與醫院溝通。之後疾管局才修法,自2005年起,延攬防疫醫師進入公衛體系。

其實,國家培訓防疫醫師,也另有醫療現實面考量。羅一鈞表示,當年因應伊波拉疫情,疾管署也規劃萬一疫情真的入侵台灣,因照顧病人屬涉險工作,民間醫師不見得有意願參與。防疫醫師已預先排班預備,準備親赴第一線照顧。

截至目前,我國防疫醫師已招募12屆,現任共24人,來自感染、家醫、急診、兒科、內科、病理科等不同科別的醫師。

曾以國際衛生條例公共衛生外部專家身分,於2016年來台評鑑的美國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公共衛生準備暨應變前主任可汗(Ali S. Khan)曾造訪疾管署,「我非常印象深刻,那裡的防疫醫師素質都很好,」他接受《天下》越洋專訪時說。

可汗可說是防疫醫師的大前輩。他在CDC工作近25年,歷經伊波拉病毒、SARS、MERS等疫情,SARS期間還曾定位出香港第一個「超級傳播者」。他現任內布拉斯加大學公衛學院院長,將一生經歷寫成《對決病毒最前線》(The Next Pandemic)一書,於2016年出版。

可汗指出,EIS訓練緣起於1951年韓戰期間,由藍穆爾(Alex Langmuir)醫師所創,透過訓練一批公衛專家,協助美軍偵測出潛在的生物恐怖攻擊。他強調,EIS訓練不會教導如何照顧病人,而是著重公衛實際操作應用,深入社區,調查爆發的疾病,評估疾病監測系統,建構疾病偵測、監控系統,培訓出疾病偵探(disease detective)。

可汗說,美國EIS計劃每次招收大約80至100人,多半有醫師學位。例如,他本身曾是小兒科和內科住院醫師。

為何願意放棄醫師生涯,選擇當政府公務員?

要收入優渥、地位崇高的醫師,進入聯邦政府當公務員,得四處奔波跟未知病毒、病菌搏鬥,「疾病偵探」這差事會不會很難找到人?

「醫師執業的薪水確實比較高,但想走公衛的多半不是為了賺大錢,而是有熱情,」可汗表示,「在美國要考進EIS是非常競爭,很難考進去的,這是一個夢幻工作。」

然而,剛從臨床醫師轉任這個「夢幻工作」時,羅一鈞坦言,也曾歷經一段過渡期,「沒有每天遇到病人很空虛!」

醫生臨床看診可以得到病人感謝反饋,但防疫工作無法立即見到成效,加上疫情調查常受阻,催注疫苗也頻遇反對,讓他得花一段時間調適。

而且,如同警探工作常有懸案一般,「疾病偵探」也常遇到疫情懸案。例如,如國內第24例6旬重症婦人,因感染時間已久,最終在無法找到感染源下結案。

「疫調常找不出源頭,十之八九無法破案!」羅一鈞坦言,特別是呼吸飛沫或空氣傳染疾病,走過路過都可能被感染,難掌握每個人的行跡;遇到無法破案時,防疫醫師也平常心看待,查明源頭讓案情水落石出固然重要,但避免事態持續擴大,才是對社區防治更重要的事。(責任編輯:陳郁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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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天下雜誌》,授權《CSR@天下》刊登。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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