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來愈多年輕人採取行動想要挽回逐漸失控的地球，因為再不做，自己的未來就要毀了！許多人會問：「我個人可以做些什麼來阻止氣候變遷？」但只靠你，其實什麼都改變不了。
當世界最富裕的10％人口製造了近5成的全球碳排放，卻導致極端貧窮的人口最先受到傷害，愈來愈多的人被迫離開家園、土地變得乾枯而無法種植作物、海水升得太快而淹沒島嶼……
我們卻四處尋找證據、安慰自己氣候變遷言過其實，還有無數更重要的公眾議題等待解決，反正憑個人之力，絕對無法改變什麼，所以乾脆什麼都不要做。
「大人們」怎麼可以這樣做？
此時，卻有一大群年輕人對於未來生存的環境愈來愈擔憂，甚至群起走上街頭，只求「大人們」還他們一個適合居住的地球。
「你們用空洞的承諾，偷走了我的夢想、我的童年。整個生態系統正在崩塌。我們站在大滅絕的起點。而你們所談論的卻只有錢，和經濟無止盡成長的童話。你們怎麼敢這樣做？」瑞典少女桑伯格一句氣憤的「How dare you?」雖然在社群上被做成各種迷因圖嘲諷，卻也真實地反映許多青年對於氣候變遷的無奈。
長期關注氣候正義、獲獎無數的新聞記者娜歐蜜．克萊恩，在《刻不容緩：當氣候危機衝擊社會經濟，我們如何尋求適合居住的未來？》一書中，描繪社會與生態崩壞的場景，不僅將氣候危機視為深刻的政治挑戰來探討，也點出氣候議題與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影響如何緊密連結。
CSR@天下從《刻不容緩》一書18篇研究和報導中，挑選出克萊恩在大西洋學院畢業典禮上的致詞〈別再試著靠你自己拯救世界〉，希望給關注環境永續議題、還沒絕望的年輕人一些鼓舞，讓他們能懷抱希望、持續行動，更重要的是，「別再試著靠你自己拯救世界」，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卻走得遠。
〈別再試著靠你自己拯救世界〉
客觀地說，以為身為原子化個體的我們可在穩定這顆星球的氣候上扮演要角，是癡心妄想。
2015年6月 大西洋學院畢業典禮致詞
通常，畢業典禮致詞會試著給畢業生指引大學後生活的道德羅盤。你們聽到的故事，結尾會有「錢買不到幸福」、「寬以待人」、「別怕失敗」之類的明確教訓。
但我認為，各位不會糊里糊塗分不清是非對錯。各位非常傑出，知道你們不只想進入一所出色的學院，還想進入一所關注社會與生態的出色學院。一所為生物多樣性環繞、充滿人類多元性、學生遍布全球的學校。你們也知道強大的社群幾乎比什麼都重要。各位比多數人離開研究所時擁有更高的自知和自覺─而不知怎麼地，你們還在念高中時就具備這些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跳過那些老生常談，直接切入正題的原因：從學校畢業的你們正逢這個歷史關頭──氣候變遷、財富集中和種族化的暴力，全都到達臨界點。
我們能幫上什麼忙呢？我們要怎麼為這個損壞的世界貢獻最大的力量呢？我們都知道時間短促，特別是就氣候變遷而言。我們都聽到時鐘在背後大聲地滴答響。但那不是說氣候變遷勝過其他一切。那是說，我們需要創造整合性的解決方案，能一面徹底降低排放，一面處理結構不平等，並且具體改善多數人生活的方案。這不是幻想；我們都有現成的模範可以效法。
德國的能源轉型於過去短短10年即創造了40萬份再生能源方面的工作，而且不僅讓能源更乾淨，也讓它更公平，許多能源電網由數百個城市、鄉鎮和合作社持有和掌控。德國在逐步淘汰煤炭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已毅然決然上路了。紐約市剛宣布一項氣候計畫，若能實行，將能透過大規模投資運輸、可負擔的住宅及提高最低工資，在2025年以前讓80萬民眾脫離貧窮。
我們需要的整體性躍進，就在我們的理解範圍內。請了解這點：對於那項宏大的計畫，沒有比你們深入的跨領域人類生態學教育更好的準備工作了。你們就是要為這個時刻學以致用的。不對，這句話不完全正確：你們早就有先見之明，為這個時刻做足準備了。
但很多事情仍仰賴我們在未來幾年做的選擇。「別怕失敗」或許是標準的人生課題畢業演說內容。但這句話並不適合投身氣候正義運動的我們，因為就這項運動而言，害怕失敗是完全合理的。
讓我們面對事實：你們之前的幾個世代，已消耗掉本來該屬於你們的大氣空間，且有過之無不及。我們也用掉了你們重大失敗的機會──這或許是最根本的世代不正義。那不代表我們什麼錯都不能犯。我們可以犯錯，也勢必會犯錯。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鼓舞人心的籌辦人之一艾麗西亞．加爾薩（Alicia Garza）談到，如果要犯錯，我們犯的必須是「新的錯誤」。
請咀嚼一下那句話。讓我們別重蹈覆轍。在此提出一些過去的錯誤，但我相信你們會默默自己加上：對政治人物投射救世主般的幻想；認為市場會修正它；發起完全由中上階級白人組成的運動，然後再納悶為什麼有色人種不想加入「我們的運動」；把彼此撕成血淋淋的碎片，因為那樣比聲討最該為此亂象負責的權勢者來得容易。這些都是社會變革的陳腔濫調，而它們真的愈來愈令人生厭。
我們沒有權利要求彼此做到盡善盡美，但我們確實有權利期待進步、有權利要求演化。所以，讓我們開始犯新的錯吧。讓我們在衝出地窖的過程犯一些新的錯誤，建立那種豐富多元、渴望正義、真正有機會致勝的運動─戰勝那些希望我們繼續失敗的強大利益集團。
出於這個考量，我想要談談一個我看到一再出現的老錯誤。那跟這個想法有關：既然重大系統性變革的嘗試都失敗了，我們能做的就是從小處著手。你們可能有些人認同它，有些人不認同，但我認為各位未來在工作上，都必須處理這樣的緊張狀態。
說個故事：26歲時，我前往印尼和菲律賓進行第一本書《NO LOGO》的研究調查。我的目標很簡單：會一會那些製作我和朋友購買的衣服和電子用品的工人。我順利見到了她們，在骯髒的宿舍寢室待了好幾個晚上，那些甜美、咯咯笑的青少女就是在那裡度過稀少的非工作時光。她們告訴我好幾件事：她們工作時不能離開機器去尿尿，也沒有足夠的錢買魚乾配飯吃。
她們知道自己被惡劣地剝削，知道她們製造的成衣和機件賣得比她們一個月的酬勞還貴。一名17歲女孩告訴我：「我們做電腦，但我們不知道怎麼用電腦。」
因此，我感到有點突兀的一件事情是，有些工人穿的衣服上，繡著冒牌的商標─仿冒那些該為這些情況負責的跨國企業：迪士尼的文字或耐吉的勾勾。我問了一位在地勞工組織者：這不是很奇怪、很矛盾嗎？
他想了很久才理解我在問什麼。然後他帶著像是同情的眼神看著我。對他跟他的同事來說，個人消費完全不被認為在政治的範疇裡。力量不在於你一個人做了什麼，而在於你們許多人做了什麼，為一個大規模、有組織、集中心力的運動做了什麼。對他來說，這意味著組織工人進行罷工爭取最好的條件，最終贏得組織工會的權利。你午餐吃什麼，或身上剛好穿什麼，其實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令我大吃一驚，因為那跟我加拿大家鄉的文化截然相反。在我出生的地方，你的政治信仰，會透過你選擇的個人生活方式，徹頭徹尾表現出來。大聲宣告你吃素。買公平貿易和在地生產的東西，杯葛邪惡的大品牌。
2年後，隨著我的書出版，這些對社會變革截然不同的認知一再出現。於是我開始談國際保護工會組織權利的必要，重整全球貿易制度、讓它不會鼓勵競相沉淪的必要。但在那些談話的尾聲，觀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不外乎：「那我們可以買哪種運動鞋？」、「哪些品牌有職業道德？」、「你的衣服是在哪邊買的？」、「我個人可以做些什麼來改變世界？」
出版《NO LOGO》15年後，我依然面臨非常類似的問題。近來，我屢屢談到那個賦予跨國企業強大力量、在印尼和中國找到廉價勞力的經濟模式，如何同時也使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超載。我一說完，一定會有人舉手提問：「請告訴我，我個人可以做些什麼？」或者「身為企業主，我可以做些什麼？」
對於「我個人可以做些什麼來阻止氣候變遷？」這個問題，殘酷的真相是：做什麼都沒辦法。事實上，客觀地說，以為身為原子化個體的我們可在穩定這顆星球的氣候系統或改變全球經濟上扮演要角，是癡心妄想。我們只能參與大規模、有組織的全球運動，共同面對這個艱鉅的挑戰。
諷刺的是，力量相對小的民眾往往遠比力量大得多的人了解這點。我在印尼和菲律賓遇到的工人都很清楚，政府和企業並不重視他們個別的聲音，甚至個別的性命。正因如此，他們除了不得不集體行動，還得在一大張政治畫布上行動，以便試著改變雇用數千名工人的工廠、雇用數萬名工人的出口區的政策，或是人口數千萬乃至數億的國家的勞工政策。因為了解個人無能為力，他們只好建立政治企圖心，要求結構性變革。
反觀在富裕國家中，卻一直有人告訴我們，個人的力量有多強大、個別消費者的力量有多強大，甚至個別社運人士的力量有多強大。結果便是儘管我們有力量、有特權，卻往往只能在沒必要那麼小的畫布上行動──我們自己生活方式的畫布，或是我們鄰里或城鎮的生活方式。在此同時，我們卻把結構性變革、政策和法律工作丟給他人。
這不是要貶低地方性運動。地方至關重要，地方組織的運動正贏得對抗水力壓裂和輸油管的重要戰爭，地方也為我們展現後碳經濟的面貌和感覺。
小例子也可以賦予大例子靈感。大西洋學院是率先自化石燃料撤資的學校之一。而有人告訴我，你們不出一週就做成這個決定。我們需要清楚本身價值觀的小學校擔起領導之責，促使更多尚無把握的機構起而效尤：比如史丹佛大學、比如牛津大學、比如英國王室、比如洛克斐勒家族。他們全都在你們發起後加入運動，所以地方很重要。但只有地方是不夠的。
我在超級颶風珊迪災後拜訪布魯克林區的雷德胡克（Red Hook）時，一件鮮明的事例讓我想起這句話。雷德胡克是受創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也是一座出色社區農場的所在地，農場教附近公營住宅區的孩子怎麼種植健康的食物、為眾多住民提供堆肥場、每週舉辦農人市集，並辦理一個社區支持的出色農業計畫。簡單地說，它做了每一件對的事：縮短食物運輸里程、遠離石油輸入、把碳封存在土裡、藉由堆肥減少垃圾量、對抗不平等與糧食不安全。
但當風暴來襲，一切都不重要了。收成全毀，大家也擔心淹水會使土壤含毒。他們固然可以買新的土壤重新來過，但我在那裡碰到的農人知道，除非外面其他人起而奮鬥，要求系統性、全球性地降低排放，不然諸如此類的損失仍會一而再、再而三發生。
事情並非這方面比那方面重要。我們必須兩者兼顧：地方與全球、反抗與替代方案。不做會讓我們無法倖存的事，要做我們繁榮所需的事。
長期抗戰需要集體參與
在我離開前，我還想強調另一件事。請各位仔細聽，因為那很重要。的確，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去做，都必須改變一切，但你個人不必什麼都做。責任不是全由你一人承擔。
當優秀、敏感的年輕人聽到氣候的鐘大聲滴答響，對你們來說，真正危險的事情是承擔太多。這再次表現了「我們自己很重要」的膨脹觀念。
乍看之下，人生的每一個決定─要進國家非政府組織、地方永續栽培（permaculture）計畫或綠色新創企業工作；要和動物或人一起工作；要當科學家或藝術家；要上研究所或生小孩─好像都承載著世界的重量。
最近，一名21歲、名叫柔伊．巴克禮．雷諾克斯（Zoe Buckley Lennox）的澳洲理工科學生跟我聯繫，我怵然一驚，你們之中竟有人扛起這等沉重到不可思議的責任。她連絡上我的時候，正在太平洋中央殼牌石油（Shell）的北極鑽油台上野營。連她在內的6位綠色和平運動人士已攀上那座巨大的鑽塔，試著慢下它的航行速度，並吸引世人注意在北極鑽油的瘋狂舉動。他們在上頭的狂風呼嘯中住了一週。
當他們還在塔上時，我打綠色和平的衛星電話給柔伊，只是想親自感謝她這麼有勇氣。你們知道她怎麼回應？她問我：「你要怎麼知道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我的意思是，畢竟我們還有撤資、遊說、巴黎氣候會議等別的事情要做。」
我被她的認真深深打動，但也好想哭。她在那裡做的是我們想像中最不可思議的事──忍受天寒地凍，試著親身阻止北極鑽探。而在她的七件衣服和攀登裝備底下，她仍在鞭策自己，懷疑她是不是該做別的事情。
那天我給她的答覆，就是現在我要告訴你們的話。你們在做的事情很棒。你們接下來要做的事也很棒。你們並不孤單。你們是一項運動中的一分子。那項運動是在聯合國發起組織，是競選公職、讓學校撤資、並試著在國會及法庭阻止北極鑽探。所有的事全都同一時間進行。
沒錯，我們需要做得更快、更多。但世界的重量不是由任何人一肩扛：不是你們，不是柔伊，不是我。那取決於已有數百萬人參與的轉型計畫有多少力量。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自由決定要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來維持生計，以讓我們全都可以長期留在這項運動中。因為這項運動需要長期抗戰。
《刻不容緩：當氣候危機衝擊社會經濟，我們如何尋求適合居住的未來？》
作者：娜歐蜜．克萊恩 Naomi Klein
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