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夏天，黃濁洪水彷彿成了國際新聞的主畫面之一。日本九州半世紀最強豪雨，熊本縣數十區成為孤島，民眾用石頭排出SOS求援。中國長江流域中下游，暴雨持續月餘，三峽大壩傳出潰堤危機，超過兩千萬人受災。惡水無情，極端氣候下，「不怕水淹」為什麼比保證不淹水還要重要？
鏡頭聚焦台灣。2018年8月23日，熱帶性低氣壓籠罩雲林以南，多個縣市單日雨量突破800毫米，相當於一天內降下全年三分之一雨量。
2019年7月22日，強降雨突襲臺北市，大水淹沒天龍國。水利署辦公室就在信義路高樓、可鳥瞰大安森林公園，當大水從車道一路漫上人行道，讓水利署長賴建信很有感觸，「我們對於水，不能以過去成就為滿足。」
事實上，論水患治理，首都臺北一直採用全國最高標。
從人定勝天到「不怕水淹」
1999年，歷經30年規劃、整治的「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完工，以200年重現期洪水為防禦標準，優於全國的100年期，建設二重疏洪道、員山子分洪道，確保大漢溪、新店溪，直至基隆河、淡水河沿岸居民的安全，成為臺北城市發展最堅實的後盾。
但20年過去，氣候變遷愈來愈嚴峻，人口持續往都市集中，幾度的重大水患災情，讓「人定勝天」信仰顯得可笑不堪。
今年初，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風險報告，未來十年全球前五大風險都和極端氣候、環境災害息息相關。該報告示警，政府和企業若未能及時緩解、調適氣候變遷，對財產、基礎設施和生命恐造成重大損害。
「臺灣的地理環境特殊、具備生物多樣性，是一個很好的試驗場。我們必須從災害的風險管理著手，結合國土計畫，找到新的出路，」賴建信說。
極端氣候帶來災害，卻也伴隨改變的契機。當一昧的防堵、阻斷已不適用今日世界，重新思考人與河川、城市與水文化的關係，「承洪韌性」的精神才是臺灣未來。
「都市發展不能只談防災，而是要打破人與河流之間的藩籬，製造更多友善互動的機會，這概念就是『韌性』，」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副教授廖桂賢強調，淹水並不等於水災，「承洪韌性，也就是不怕水淹的能力。」
不怕水淹的能力，說來容易，實務上又該如何落實？
2018年水利法修正條文中，納入的「逕流分擔，出流管制」政策，即是水利署藉由水道與土地共同分擔洪水，提升國土耐災程度的重要手段。
什麼是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逕流，涵蓋雨水、雪水等所有無法滲透進土壤、尚未被蒸發，且在匯入河川、湖泊或大海前，沿著地面而流動的水，是水文循環的一部分。
公部門透過都市設計，想辦法創造一些滯洪空間，好比說防災公園、籃球場、學校操場、非主要道路或人行道植栽帶等，讓土地也能容納水，甚至是改造交通系統，皆是「逕流分擔」概念的實踐。
相對地，「出流管制」則要求私部門。當建商、開發商開發一塊新基地時，必須在其中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自行吸收、處理區域內部分逕流，承擔外部環境責任，而不再是隨意、無止盡排水。因為當水量來得又大又猛，從倫理、環境正義角度，水不管排到哪裡，都有人會受害。
他山之石：荷蘭還地於河政策
「整個臺北盆地都是洪泛平原，我們跟水爭地，但現在反而覺得水是壞人、是水侵略我們？」廖桂賢說，過去人們懼怕淹水，忙著將河道水泥化、在河岸築起高牆，把整條河都毀了。但從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角度，河流提供了經濟、遊憩、交通、調節氣候等功能，更孕育了偉大的文明、滋養文化，「我們應該更細緻去探討，人與水該如何和平相處、共存？」
荷蘭的「還地於河」（Room for the River）政策，即是價值轉變的代表。四分之一國土面積低於海平面、填海造陸舉世聞名的荷蘭，在1995年前後，因境內河水水位達到歷史高點，堤防幾近潰堤，數十萬居民、百萬牲畜被迫預先撤離，損失難以估算。
事後，荷蘭重新檢視國家治水政策，擴大河道空間，讓過度耕種的農田復歸荒野，得到喘息的河流變健康了，不僅強化生態功能，更降低其他區域的淹水風險。還地於河，對人、對河川，都是雙贏。
大臺北防洪計畫2.0
20年前，「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從防洪角度看待淡水河系，高舉城市建設、經濟發展大旗，保障了雙北市民的安全，卻無可避免地斷開了人們與水的關係。
此刻，史上最年輕的水利署署長賴建信倡議，即將推動的「大臺北防洪計畫2.0」首重水文化，將從歷史脈絡、人文角度出發，梳理每一世代對水的態度，先形塑關乎世代正義、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再從中推導出新的行動方案，「這方案，才真正有可能許給下一代美好的家園環境，」賴建信說。
水利，這一門古老的行業，走出築堤束水的迴圈，治水不只是硬體工程、不只是專業人員的責任，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社區都該有的應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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