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科技發展，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卻愈發擴大，環境也受到更多的傷害，政府和企業該如何相處，才能讓所謂的經濟、市場受惠於更多的人？倫敦大學學院的創新經濟學與公共價值教授以及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創院院長馬祖卡托在《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中所提到的希望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Hope）或許可以提供解答。
市場永遠是對的
價值的重新定義要跨出第一步，必須對今日多數政策用以奠基的概念進行深入的探究。
首先，最基本要問的是：市場是什麼？市場不是像哲學上所謂「物自體」那樣憑空蹦出來的獨立存在，市場是由社會所形塑，是在特定脈絡下由多重主體互動的結果。
若能這樣看待市場，那我們對於政府政策的看法也會改變。政府政策不會再是對自由獨立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侵入與干預，而能夠以原本的面貌示人：在共同形塑與創造競爭性市場的社會過程中，政府政策也是其中一環。
第二，公私部門之間是什麼樣的夥伴關係？或者更精確一點，什麼樣的公私部門間的夥伴關係，才可以為社會提供它期望的理想結果？
要回答這個問題，經濟學者應該要放棄用物理學的角度去看事情，改用生物學的架構去思考問題。經濟學者要知道能發揮功能性的公私夥伴關係，應該模擬的是互助互惠的生態系，而不是寄生蟲與宿主或掠食者與獵物之間的關係。
一如卡爾．波蘭尼筆下所寫，市場深植於社會與政治體制當中。市場是多種繁複過程的結果，也是經濟體中含政府在內，不同主體互動的結果。這種論點不是人規範出來的，而是觀察新的社經格局如何誕生出來，所作出的結構性看法。市場由不同主體共同形塑出來─尤其主政者在當中扮演關鍵角色─這一項事實，讓我們得以懷抱希望，也讓我們相信更好的未來有機會建構出來。
我們可以選擇用會產生理想結果的方式去形塑市場樣貌，目標是「綠色經濟成長」，或是一個「以關懷為本」，並讓關懷二字表現在社會性與硬體性基礎建設上的社會。或者反之，我們也可以任由投機性的金融交易去壓過長期性的正常投資。
一如前述，就連亞當．史密斯的看法也認為市場需要進行形塑。相對於現代人將其著述精神解讀為「自由放任」（不插手經濟運作），亞當．史密斯認為真正的自由不等於政府政策全盤缺席，而是經濟免於租金萃取的自由。要是他在天之靈知道現代人將經濟自由理解為將非私人活動壓到最低，肯定會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吧。他的《國富論》是一本巨著，主要是因為，即便最最單純的經濟世界裡，可以供其討論的尋租活動都多到不可勝數。他投注了許多篇幅在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的活動分類上，他常見的做法是簡單地把部分活動歸進生產邊界裡，其他則分到生產邊界外。
卡爾．馬克思稍微講究一點：重要的不是產業本身在從事什麼行為，而是要看產業如何與價值創造的過程互動，又如何與在他理論中很重要的剩餘價值概念互動。
波蘭尼的出現，帶我們超越了亞當．史密斯與馬克思。相對於把重點放在各項活動分別位於生產邊界的裡或外，我們可以設法讓所有活動─不論是實體經濟或金融業裡的活動─都能夠有助於達成我們想要的結果：如果一項活動的本質與特性能幫助實現真正的價值，就應該獲得納入到生產邊界內的獎勵。主政者必須獲得鼓勵去運籌帷幄，以各種條件去創造出公私部門間共生性的夥伴關係。
以金融業為例，代表我們得（透過像是金融交易稅等措施）讓長期投資獲得比短線投資更好的待遇，但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的金融機構（如任務導向的公營銀行），提供策略性的長期融資給風險雖高，但對價值創造所需要的探索與研究都不可或缺的投資計畫。
在金融業以外，專利法與監管機制都應該鼓勵大藥廠去培育研究，讓研究的觸角伸進重要的藥品開發中，而不是像現在常見的狀況一樣，大藥廠豎立起專利的長城阻礙競爭與創新。有一種可能的做法是在上游限縮專利的發給，讓藥品研發所需要的工具可以供外界公開取用。
另外，藥價理應反映公私部門主體間所談成的整體條件，而不應該讓納稅人有被剝兩層皮的感覺。再者，庫藏股在產業界的高度氾濫，應該要有人去質疑，否則我們就不應該慷納稅人之慨提供投資優惠。整體而言，政府對產業的奧援應該要有條件，業者必須一方面拿政府的補貼，一方面承諾增加實質投資，藉此減少企業囤積獲利或與進行金融化的行為。
在資訊通訊與數位產業中，需要更努力思考如何針對Uber與Airbnb等企業實施適當的稅制。我們要知道，這些公司的存在，是因為先有衛星定位系統與網際網路等由公家出錢研發出的技術，而它們能為自身創造出具有潛在暴利的先行者優勢，靠的是網路效應。
應該清楚明白的一點是，許多人─不只是企業的員工─都在這些業者的競爭優勢中貢獻了力量。我們治理科技的方式，會影響誰能分享到科技帶來的利益。數位革命需要配合參與式的民主，藉此讓公民而非大企業或大政府處在科技變遷的原點。以智慧電表（smart meter）為例，莫羅佐夫認為，若它們只是傳遞資訊的黑箱，那麼：
「我們在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單純地不斷引入封閉的系統，從我們自己出錢所蓋的基礎建設中擷取租金，而沒有讓我們這些公民利用同一批基礎建設來滿足自身的需求或監督政府的一舉一動，姑且不論這政府是市政府還是中央政府」。
有了上述的想法，我們就可以超越公共財只是一種「修改」的觀念，而且這些「修正」還僅限於（因為公共財能利用其正外部性）去為經濟提供必要修改的領域，進而讓公共財本身成為一種目的。這需要我們重新將政府政策理解為一種積極「塑造」市場、「創造」市場的手段，其目的是要創造出公共價值，藉以讓社會受益的層面擴大。
讓公共價值成為一種更合理、更獲得認同，且評價更高的存在，主政者就有可能獲致一套新的語彙來與其搭配。政府將不再只是醫療服務或數位議程的「監管者」，而可以以醫療與數位革命的共同創造者自居，獲得更大的聲量來爭取讓改變的利益由眾人共享。一套不同的語彙，加上一個嶄新的政策擬訂框架，將足以讓政治家多少治好膽怯的毛病。
要知道，就是因為他們不敢勇於任事，所以很多亟需的基礎建設投資才會一拖幾十年原地踏步；也是因為他們不敢擇善固執，所以面對2008年金融危機與事後的經濟衰退，主政者才會在財政與修法上做不到大刀闊斧。
一旦政府行政與立法分支能促進社會公益的潛能獲得充分認可，那民選的官員就可以開始符合我們更高、但也不至於不切實際的期待。年輕、有抱負的社會成員將會開始通過選舉從政，或是經由國家考試踏上仕途，而不會一昧地去倫敦的金融城或企業上班─這願景的前提是，年輕人得視為政府效力是有價值，並受到社會肯定的工作。
經濟學出任務
不變的問題是：經濟要採取什麼樣的走向，才能讓最多人雨露均霑呢？GDP的最大化作為這年頭的標準答案，實在是粗糙到沒有任何建設性：這樣一句話，撇除了所有關於價值意義的嚴肅問題。
另外一種常見的答案，是財政紀律，也就是政府要保持財政的收支平衡，或甚至像德國那樣創造出財政盈餘。但這套說法一樣粗糙，還不經大腦。各國在2009年經濟衰退時所推動的政府減赤，至今依舊阻礙著歐洲經濟的復甦。
壓低財政赤字是一個搞錯方向的目標，因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花多花少，而是政府如何透過支出與投資創造出長期的成長。這類投資或許會造成政府赤字在短期內升高，長期而言卻能帶動GDP加速成長─由此，負債占GDP比重也將不至於失控。這就是何以那麼多國家的赤字看起來還好，負債比卻居高不下的原因。
所以，思考經濟成長的問題，重點不該放在成長率的高低，而是成長的方向。對經濟價值進行更開誠布公的探討，在我看來，會有助於形塑此一方向性的討論內涵。看似前進的論調一反對起財政撙節，就常落入高呼進行基礎建設投資的窠臼，彷彿一鏟子下去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這是一種相當沒出息的論調。
事實上，去討論基礎建設投資，還有這種投資與更宏大社會目標之間的關係，代表非常不成熟的心態。只是造橋鋪路而已嗎？由雄心與願景所推動出的公共建設，其格局不應該畫地自限在傳統硬體基礎建設的各種項目，太小兒科了。我們該踏出的第一步，是嚴肅地思考問題，綠色轉型需要的不僅是綠建築等基礎建設，而是要對綠色生活有明確的想法與願景。這樣的轉型需要各個產業的參與，包括含鋼鐵在內的傳統產業都需要減少對原物料的使用。
事實上，處理社會上各種棘手問題的一個關鍵之道，就是回顧歷史上有人能大破大立解決技術難題的時期。以登月任務而言，參與者教會了我們兩件事。首先是參與的機構，從NASA到DARPA，都建構出它們各自的能量與能力。它們沒有把任務本身或從中累積出的知識都外包給私部門。這一點在公私部門合作甚為風行的此刻，非常值得借鏡。這兩家機構的做法，成就了一次幹勁十足且知識含量甚高的合作典範，雙方都對投資自身的技術水平與能力，展現了同等的決心。
再者，阿波羅任務需要不同的經濟主體與產業部門的合作方能成事，從航太到紡織的創新，每個環節都一樣重要。所以，任務的重點不在於給予特定產業（如航空）補貼，在於如何集眾人之力解決共同問題，不分產業、不分公私部門的主體─即便像不是什麼高科技的紡織產業，都在阿波羅任務中有角色可扮演。
同樣地，今天我們想要扭轉人類對環境造成的傷害，這項挑戰也不是光靠增加對再生能源的投資就可以成功─即便再生能源本身已經是一項在科技上難度很高的挑戰─而是需要整個社會共同承諾透過新的生活型態降低對物質的需求。想要與氣候變遷一搏，或是想要根除癌症，都需要透過各式的合作去建構具體的任務內容─有明確的目標、各產業或主體的攜手參與、針對新領域的共同投資與探尋，但也要有長期抗戰來達成目標的耐心。
過去的科技大躍進，都會牽動到生活方式的改變，像是工業化的大量生產與郊區化的關聯就是一例。綠色革命會需要社會價值觀發生刻意且有意識的改變，包括整體經濟的轉向，乃至各個產業中生產、經銷與消費方式的轉型。
許眾人一個美好的未來
價值的概念必須重返經濟思想中的的核心位置。讓人感到滿足的工作崗位變多、汙染變少、照護品質提高、同工同酬更加普及─我們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經濟？先回答這個問題，才能敲定策略去形塑經濟活動，進而能滿足上述目標的活動遷至生產邊界內，讓它們能因為導引經濟成長朝理想的方向前進而獲得回饋。在此同時，我們也可以在對純屬尋租活動的壓抑，在與正牌生產性活動的合流，有比現在好上許多的成績。
我在一開始曾表明本書的目的不是要證明某種價值理論優於其他價值理論。我所盼望的是這本書能夠攪亂一池春水，激起新的論辯，並讓價值一詞重回經濟論述的中央位置。
我並沒有要為生產邊界拉出一道確切且再不移動的標線，也沒有要為某些主體貼上寄生蟲或拿取者，而另一些主體貼上光榮的生產者或製造者的標籤。相對於此，我們該做的是更積極地去思考在我們身處的社會目標脈絡下，拿取跟創造分別代表的意涵。
在這過程中，主客觀的因子無疑會產生作用，但我們不該讓主觀因素把所有事情都簡化為個人抉擇，而完全不去考慮這些決定所身處的社會、政治與經濟脈絡，因為科技發展與企業治理結構變化等客觀動能，影響到的正是這些脈絡。
科技發展與企業治理結構的演進，會影響所得分配的方式，如同勞工的議價能力會決定他們能分到多少企業獲利。這些結構性的力量，是組織內部決策的結果。沒有什麼東西是非如此不可，也沒有什麼結論是一種宿命。
我主張價值的創造具有集體性，也主張政策應該要積極涉入市場的共同塑造與共同創造，更主張真正的進步需要我們針對21世紀面對的問題進行積極的分工。我一直在嘗試的，就是想透過這些主張開啟新的對話，若我批判的口氣重了些，那是因為我們亟需批評；除了提供必要的批判，這也是新經濟必經的序幕：希望經濟學。畢竟若我們無法夢想一個更好的未來並嘗試實現，那價值是什麼我們又何必在乎。而這，或許就是這本書裡最重要的訊息了。
《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作者：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