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暖化愈來愈嚴重,海平面不斷上升,開始有國家因此受到影響,甚至面臨失去家園的困境,台灣的邦交國吐瓦魯正是其中之一。台灣藝術家黃瑞芳透過藝術創作,讓吐瓦魯的困境躍入國際媒體眼中,用台灣的文化軟實力關注氣候議題。
在各國代表來來往往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國家館展區裡,有能力的大國們無不卯起來展示「武力」,讓其他人看看他們有哪些先進的科技、技術,也舉辦各式講座、座談會,談論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
然而,位於南太平洋上的島國、台灣的邦交國吐瓦魯,雖然展區面積只有英美等國的一半不到,也沒有吸睛、所費不貲的硬體,卻靠著五隻穿著救生衣的北極熊、一隻被吊死的企鵝雕像,還有用北極熊結合各式西方神話、著名地標的平面藝術創作吸引人們的眼光,更佔據BBC、CNN等西方各大媒體的版面。
用「氣候難民」議題讓吐瓦魯躍上國際媒體的推手,是來自台灣的藝術家黃瑞芳,「COP26第二天,就已經有20幾家媒體來報導了」。同時身兼吐瓦魯國總理辦公室氣候緊急顧問的他表示,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北極熊看似與在熱帶的吐瓦魯八竿子打不著,卻都是受氣候變遷影響的第一線受害者。
「吐瓦魯人的生活幾乎沒有造成什麼碳排放,卻要面臨家園被淹沒的命運,這件事非常不公平。」因此,除了雕像作品,在平面創作中,黃瑞芳讓北極熊化身為高舉斷裂天秤的正義女神,藉此嘲諷氣候的不正義。
全球首位氣候緊急大使
黃瑞芳和吐瓦魯的緣分可以追溯到12年前。
2010年,黃瑞芳為了創作與環境相關的藝術,第一次造訪了氣候災難最前線的吐瓦魯,他回憶,「當地海平面上升,很多椰子樹傾倒,我用傾倒的椰子樹組成一隻落淚乾枯的美人魚,嘲諷前一年失敗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
接著,黃瑞芳花了兩年時間,在各地的藝術展覽中,用藝術幫吐瓦魯發聲,也因此取得了該國的信任,被聘為聯合國氣候峰會的吐瓦魯政府代表,更在2019年被吐瓦魯政府任命為該國、也是全球首位的「氣候緊急大使」(Ambassador for Climate Emergency),希望能借助他的能力,喚醒更多人關心氣候議題。

用外國人懂的語言溝通更有效
為什麼會關注環境?為什麼將環境與藝術創作結合發聲?黃瑞芳表示,20幾年前,他在蘇格蘭北部亞伯丁(Aberdeen)的格雷藝術學院(Grays School of Art)攻讀碩士。
亞伯丁是蘇格蘭第三大城市,因為靠近北海油田,有著「歐洲石油之都」的名號,「亞伯丁是繼倫敦之後,人均開名車最多的地方。我很多收藏家朋友是石油公司的高管,他們告訴我,他們其實知道做的是dirty industry。」也是在那時,黃瑞芳意識到石化產業是如何荼毒整個環境,啟發了他從1999年開始透過藝術來關注永續議題。
黃瑞芳當時的教授更對他諄諄教誨,告誡他作為藝術家,不要只鎖定在美術館內的展覽,而是要透過創作來發揮藝術更宏大的影響力,實踐「社會雕塑」(social sculpture)。
黃瑞芳指出,相較於台灣的藝術教育通常只將學生培養成設計師、藝術家,格雷藝術學院教導他以藝術家生存在社會上需要的能力,包含自己策劃展覽、找資源和資金、寫新聞稿、吸引媒體報導、經營媒體關係等能力。
累積二十幾年與國際媒體打交道的經驗後,黃瑞芳自豪地表示,他會運用國際通用的語彙、掌握白人菁英溝通的管道和方式,讓對方有興趣來報導他的作品。
例如,他在COP26選擇以希臘羅馬神話結合北極熊進行創作,而非台灣人熟悉的東方神話,「我們必須要承認,現在國際社會話語權還是由白人精英主導。當你跟BBC、路透社、紐約時報記者講話時,我無法跟他解釋為什麼關公要拿大刀、或女媧為什麼要補天,因為他們不懂,所以我必須用他們熟悉的國際語彙來,讓他們一眼就看得出來。」
這並不是黃瑞芳自我感覺良好,在採訪過程中,便不斷有外國人停下腳步端詳、甚至與黃瑞芳的創作品合照,一名來自美國的與會者Regina Valdez除了拍照,還一度眼眶含淚。
記者問他:能看懂藝術家想傳達的訊息嗎?他回答:「當然可以呀!這邊這隻就像自由女神,只是他舉的不是火炬,是抗議碳排放;這隻抱著死去的企鵝跟米開朗基羅的《聖殤》一樣。」

不用過多的解釋,就能讓目標受眾一目了然氣候災難對吐瓦魯、對世界的威脅,加上絡繹不絕的媒體約訪,證明了黃瑞芳的策略是成功的,「很多的眉眉角角,是蘇格蘭教育給我的啟蒙,更在我之後20年來的創作,逐步摸索出來。」
透過友邦「借殼上市」,讓世界看見台灣
過去在COP,多數面臨氣候變遷威脅的小島國因為較為窮困,幾乎不曾有過正式的國家館。
這次吐瓦魯會設立國家館,是因為2021年初吐瓦魯和台灣大學開啟一系列校園社會責任(USR)合作計畫,希望能藉由台大環工的研究,改善當地因氣候變遷及廢水處理不當而導致珊瑚的惡化,其中一部分的資金則是運用在COP26的吐瓦魯國家館。
該USR計畫的出資贊助者是台達電子,因此也能在吐瓦魯國家館裡看到台達電的相關擺設、台大的研究計畫展示,甚至多數時間放眼望去,待在吐瓦魯國家館的都是台灣人,鮮少有吐瓦魯人出現,形成COP26中另類的台灣人據點。
黃瑞芳認為,雖然台灣礙於國際現實無法正式加入聯合國相關的組織,但可以透過友邦國的平台「借殼上市」。

他以過往經驗為例,許多國際媒體會好奇為什麼一名台灣藝術家,在自己的國家都沒辦法在國際會場有正式的席位,卻還想要去幫助吐瓦魯這樣的弱小國家,「這樣子的故事會感動很多國際媒體。」
黃瑞芳質疑外交部每年花錢買燈箱和報紙廣告的效果,「如果是運用台灣文化創意的軟實力,不僅可以展現台灣在國際上濟弱扶貧的精神,又可以透過吐瓦魯的平台合作,凸顯台灣對全球極端氣候的關懷,但買廣告不會讓人家輕易的記住。」
身為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雖然現在的老闆是吐瓦魯人,但黃瑞芳也希望能夠利用各種機會替台灣發聲,「我相信當透過我的奇觀藝術幫吐瓦魯發聲,所有的國際媒體自然也會因為我的膚色問我:『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從哪裡來?』而我借此會展現出這是台灣的文化軟實力的價值。」
用藝術為環境、為友邦吐瓦魯發聲、同時還讓台灣被世界看見,或許政府部門或其他有志之士可以效法黃瑞芳一兼三顧的做法,讓台灣成為國際盟友最堅實的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