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政府更有效的為公民服務，我們必須填補避稅問題造成的資源缺口；為了讓稅務制度有效運作，我們必須禁絕股東資本主義中最糟糕的陋習；為了改善資本主義，我們必須讓勞工擁有比現在更大的力量；除此還有許多其他解決方法，而且它們彼此互相交織連結。
為什麼面臨各種重要議題，政府的反應速度總是遠遠不及企業？
為什麼全球化帶來資訊流通，卻讓勞工的權力比上個世紀更低落？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過去讓社會運作良好的「社會契約」正在崩解。
在2020年代的起始，公民與各種體制都在狂飆怒吼，為了讓世界能夠再次順利運轉，比起周遭發生的各種破壞行為，我們必須施展更多的創造行動。
崩解中的社會契約
社會契約是一套道德準則，包含明文的法律與非明文的社會規範。賦予企業權力來形塑人們的日常生活；賦予政府權力來規範企業；賦予人民權力來選擇領導人。而如今，政府、企業、人民的權力失去平衡，導致市場愈來愈集中，企業權力凌駕於國家之上，政府應變能力愈來愈差。
本書作者羅斯訪談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描述企業積極行動與不法作為的故事、政府失能與革新的案例，以及創新的經濟與政治模式。他提出一份全新的契約，能夠重設企業、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平衡。
作者過去25年來的工作，集中在企業與地緣政治的交會點，工作領域包括美國國務院、政治運動、學術圈與創業界。以下為作者引言：
這段期間，我在世界各國工作，待過這些互相重疊的領域裡從上到下的各種位置。為了寫這本書，我訪談世界上許多位政界與商界的重要領導人，了解他們對過去與未來的獨特觀點，然後把這些觀點匯集成一個敘事更廣闊的故事。
各種問題與解方都密不可分
這本書的內容將會奔馳四方，從制定全美國環境標準、位於阿肯色州（Arkansas）的董事會，到加勒比海的避稅天堂；從非洲辛巴威採用中國設計的監控設備，再到我的出生地西維吉尼亞州山丘上，看那裡的人們因為買不到胰島素而垂死。我們也會看到，北京政府所做的決定，將如何攪亂歐美核心國家的政治局面，以及這些看似毫不相關的事件竟然如此緊密交纏，而且就連能夠改善問題的各種解決方法，也同樣彼此密不可分。
我會把幾位公眾人物與知識分子的不同觀點呈現出來；我希望各位對這些人的意見有認同也有不認同的部分，但是它們能幫助你將思考範圍凌駕眼前的危機。在我看來，如果兩個人對每件事都意見一致，那就表示其中只有一個人在思考。
在本書前三章，我會深入探討過去50年來的社會契約三大支柱，也就是政府、企業與公民，各自發生什麼變化。
社會契約的三大支柱
第一章討論1970年代企業力量興起，從那個時候開始，資本主義破壞力最強的幾個面向有如脫韁野馬，企業唯一奉行股東價值至上的教條。此後50年間的發展顯示出，這種趨勢帶來的殘酷代價是，儘管企業力量興起，但絕大多數員工、社群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等，並沒有感受到這些收穫。
這一章明確列出過去半世紀以來的錯誤，並檢驗更廣泛的影響，無論是預期中或是意料之外的影響都有涉獵，最後針對如何改變這個趨勢而提出建議。我會將所有論點串在一起討論，展現出我們確實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到最糟的境地，並且讓世界級大型企業去做他們最拿手的事，同時又能對全世界有益。
第二章的焦點轉移到國家，討論過去50年已開發國家的政府力量衰退、而企業的力量卻相對大增。我訪談多位政治人物與政治學者，深入檢視美國政府，並探問美國政府不再有效運作的原因。我會衡量各種因素的影響力，包括極化（polarization）、人才流失、遊說的問題，並且探索政府內外應該做出哪些改變，才能回復到一定的均衡狀態。
這一章的結尾將放眼全球各國，檢視哪些因素是美國獨有，哪些因素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常見。此外，我也會提出為什麼極權模式會漸漸立足於全世界的自由民主政權當中，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第三章探討的是傳統社會契約的第三支柱：公民與他們的勞力。當政府的力量在21世紀塌陷時，勞工組織與勞工的力量也在崩解。這一章將列出近年來勞工力量的衰退，探索為什麼工會的力量在美國與英國等地變得如此薄弱，而在其他地方卻相對較為強盛。
當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帶來破紀錄的獲利時，同樣一股力量卻削弱勞工的力量，而且這波轉變又因為勞工組織的停滯而更加惡化。
於是，我訪談幾位世界最大工會的領袖以及新興勞工運動的發起人，我想了解一個簡單的問題：21世紀的勞工運動會是什麼樣貌？
企業、政府與公民形成社會契約的三個核心角色，也正是本書前三章的主題，每一章敘述的大故事就是關於這三個支柱為什麼開始變形，以及每一項分別要做出什麼改變來應對2020年代與2030年代的需求。
但是，這三章的內容大部分還是限制在各國的邊界以內，要釐清的是世界上196個國家要如何各自努力，為自己的國家建立起更好的社會契約。然而，這個世界的現實狀況卻是，現在最令人憂心的幾個問題已經變成全球性的問題，並不局限在某個國家的邊界之內，而是轉移到國與國之間的空隙當中。
氣候變遷、人權侵害、避稅逃稅、網路戰爭、經濟危機、疾病全球大流行等，這些因素會影響全世界的人，需要各國一起應對。新世界的任何社會契約都必須納入應對這些問題的方法，並且觸及到各國的國界之外；這是工業時代的社會契約不需要達到的功能。
需要全球一起面對的六大議題
因此，本書後半部將轉向探討這些國際議題的本質。
在第四章，我會先把焦點放在有關稅收的主題。要了解全球政治與經濟的局限，以及用20世紀的政策來解決21世紀的問題而產生的諸多問題，「稅收」是如同萬能鑰匙的重要關鍵。在現行的體制下，每一年都有好幾兆美元的稅金不翼而飛，整個國家被外部利益挾持，但如果我們把這個體制修理好，閱讀本書的讀者當中99％的人可以繳比較少的稅，政府可以運用的錢也會比較多。
稅收問題就像許多全球問題的縮影，各國政府被這些問題分化、擊破。我訪談研究避稅天堂的專家、政府官員與銀行業者，他們都清楚這個影子體系的來龍去脈。我們還會探討政府在全球舞台上必須做些什麼，來解決避稅以及其他全球協作的問題，例如氣候變遷。
第五章要探討的主題可能是21世紀才出現的新形態問題。儘管有些議題是只有政府才能解決的跨國問題，例如避稅問題，但是全球舞台上還有其他議題，由於各國政府步調不一或停滯不前，需要企業與公民帶頭領導。這樣的構想不免有爭議，我們會在這一章解釋。
不過，對於當前最熱門的某些議題，包括數據、人工智慧、隱私權與網路戰爭等，把太多權力單獨交給政府相當危險。當程式碼變成武器時，21世紀的私部門可以擔任領導，在全球的社會契約當中提供穩定的力量。
第五章著重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科技制霸競賽，以及這兩個國家對於社會中的數據應該如何使用，展現出非常不同的兩種模式。中國的企業與政府立場完全一致，都朝向令人窒息的監控國家前進。
但是，為了公民的隱私權，也為了制約政府過度管控，由企業擔任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重要緩衝力量是可行的做法。要讓這樣的機制運作，必須設下幾項制衡策略。然而，2020年代與未來的社會契約有一個全新的面向，那就是我們不太可能在沒有企業的領導之下，順利解決某些最有爭議的議題。
在第六章與結語中，我會開始歸納能讓社會契約運作良好的所有關鍵。我們已經看過這個結構下的缺口與裂縫，我們會探詢方法來重新縫合這個結構，建立一個更均衡的體制。
第六章是一場巡禮，我們會探索全球各地許多不同形式的社會安全網。我會挑出世界上196個國家所提供最有用的特色與創新，也會找出一些最令人擔憂或發展脆弱的社會政策。只要放眼全世界，我們就可以開始釐清理想的未來社會契約樣貌。
以下為精選書摘：
第三章全球勞工的困境
當新的勞工運動浮現時，需要提出一套不一樣的要求。勞工運動必須爭取到可以轉移的勞工福利制度，就像自由工作者工會率先推動的做法一樣。但最重要的是，勞工運動必須為勞工爭取在21世紀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是反對科技進展或全球化，而是要把勞工放在擁抱改變的位置上。
著名政治學家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表示：「對我來說，最棒的勞工運動是，談判方式隨著改變而調整，而不是抵抗改變。如果企業找到很棒的機器可以做四人份的工作，那勞工運動不要一直寄望勞工還能繼續做這份工作，而是要為這些勞工去談判出最好的重新職訓與解雇方案……這樣才能確保這些人還能再工作20年或25年。勞工運動必須要強調：『這個人既有才能又勤奮守紀，你要怎麼用他？』對我來說，最棒的勞工運動是在勞工的一生各個階段當中，盡量加強這個人的就業能力。」
札卡瑞亞補充說，除了企業與工會之外，聯邦政府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為這些二度就業訓練計畫挹注資金。他認為我們應該把過去的《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當作參考模式。
「美國軍人權利法案非常成功，因為它非常普遍適用，制度非常簡單，」札卡瑞亞說：「我們可以建立一套類似的制度，想像成一個三方面的平台：當地產業找出未來的需求；當地社區大學與教育機構提供訓練；聯邦政府付錢。我們有一套很不錯的社區學院系統，可以再活化它、投入更多資源。產業界已經在這方面做了許多，而且可以再做更多。不過問題在於，它會很昂貴。」
札卡瑞亞描述的並不是什麼根據假設或理論的做法，也不是在談可能性，他描述的情況現在就存在於中歐與北歐國家。這種做法的確所費不貲，但是並不會比發放失業救濟金、準備國民住宅、給沒有保險的人健康保險，以及增加人們進入刑事系統的可能性來得更昂貴。在美國，超過200萬人正被關在監獄裡服刑。這不是偶然，我們的社會安全網太薄弱了，對於沒有高等教育文憑的人來說，通向經濟富足的道路太少了。一個人在監獄裡一年要花掉3萬2,000美元，200萬人就要花超過800億美元，這些錢可以用來訓練人們擁有美國勞動市場用得上的技能。
參與企業治理與公共治理
除了倡議提高薪資、將員工配股作為薪酬的一部分，以及二度職訓的機會，工會組織必須更有效率投入企業治理與公共治理。未來的勞工領袖必須對資本如何重新分配有更大的發言空間，不只是對勞工，而是要對整個經濟體系發聲。這表示要影響企業董事會裡的決策，也要影響政府。
喬治城大學研究員與勞工運動工作者史提芬•勒納爾說：「你不能把勞工權利和不平等與民主體制分開談，這些都是交織在一起的議題。」勒納爾的話讓我想到，我曾經訪問過美國勞工聯合會暨產業工會聯合會理事長理查•特朗卡，當時他指著一本研究著作，作者是政治學者雅沙•蒙克（Yascha Mounk）與羅伯特•史蒂芬•佛亞（Roberto Stefan Foa），特朗卡對我說：
這些學者問千禧世代，住在民主國家有多重要。千禧世代有30％受訪者說住在民主美國很重要，70％的人說不重要，24％則說住在民主國家很不好。我看到這個研究結果時，嚇了一大跳。我心想：「這些人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想？」於是我就去找答案。
千禧世代是第一個生長在全球化的世代，他們看到父母的薪資下降，看到健保被拿走，看到退休金不見了，也看到企業獲利創新高，但是他們父母的薪資40年來都沒有成長。他們可能甚至看到家裡失去房產。然後別人對他們說：「沒關係的。去上大學，找個好工作。」所以他們就去上大學。畢業之後背著一大筆學貸，一週之內換三個、四個、五個老闆，沒有辦法生活。
於是，千禧世代開始把資本主義與民主體制視為等同於沒有保障與貧窮。
蒙克與佛亞的研究成果讓我覺得不可置信，但是數據不會騙人。他們的研究也顯示出，X世代與更年長的世代對於民主體制的態度，和千禧世代對民主體制的態度非常不同。
勒納爾也強調這一點，他說：「勞工運動主要注意力都放在提高薪資與福利，以及關注只發生在工作上的事，這種勞工運動面臨到的是，無法發展出讓大家活出充實人生的社會。未來的勞工運動不只要把重點放在工作上的問題，還要關注民主體制的問題、不平等與經濟集中的問題。」
這呼應到早期勞工運動的企圖。20世紀早期勞工運動領袖希望勞工在企業營運上有發言地位，那時候這個想法被稱為工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北歐與中歐的勞工運動，發展出企業內的勞資會議以及共同決策制度，達成某種形式上的工業民主，美國當時卻沒有做到，轉折點同樣是在通用汽車的罷工事件。
1945年，汽車工人聯合會發動罷工，要求通用汽車提高薪資與福利，但是不能提高汽車售價。他們也希望公司公開財報資料，這樣就能證明，在工人的要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公司還是有獲利。換句話說，對通用汽車和勞工與顧客的互動，工會希望有發言權。通用汽車不答應工會的要求，罷工斷斷續續的持續了五年之後，雙方達成協議：勞工獲得定期加薪與福利，高階主管則是得到保證，只有他們才有權利營運公司。這份協議後來被稱為「底特律條約」（Treaty of Detroit），定義美國勞資之間的動態關係長達數十年。
「大眾與私部門工會都接受這種勞資關係，把企業如何營運這個大問題讓渡給雇主做決定，如此一來，工會的焦點就只有在薪資與福利。」喬治城大學教授麥考汀說：「早期20世紀的工會運動，願景比較宏大。在20世紀早期，工會運動曾經把工業民主當作目標，他們要的不只是更好的薪資，還要真正能夠參與企業營運；他們認為勞工應該是做決策的一份子，企業不是只對股東負責，還要對利害關係人負責。」
如今，麥考汀與勒納爾試圖要把這種宏大願景找回來。他們和其他勞工運動工作者發起一個組織名為「為共好而談判」（Bargaining for the Common Good），這是一個工會側翼團體與社群團體，主要工作在於協調行動並造成更大的社會改變。
2019年12月，這個組織公布一張清單，上面有超過130項特定要求，請全國各地的工會將這些議題納入訴求中，例如種族正義、氣候變遷、財務改革、教育不平等，以及公共服務的使用。82這個團體也協助勞工運動領袖協調契約談判，以及透過線上工具來組織宣傳活動。換句話說，這個團體讓無助的勞工組織團結起來，建立集體力量。
未來的新勞工運動
為了在2020年代與未來做到真正的改變，新勞工運動的思考範圍必須超出自己的成員之外，必須為所有社群裡的勞工而協商；否則，勞工運動或許能獲勝一、兩次，但是長遠來說，過去20世紀晚期摧毀勞工運動的經濟力量，仍然會再次扳倒勞工。如果勞工只是爭取短期利益而忽略放大貧富不均的系統性問題，勒納爾表示，那就是「外力協助的自殺」。
「對於使命，我們要把眼光放得更寬廣。我們必須釐清我們試圖要做的是什麼？如何影響經濟與國家的運作？」勒納爾告訴我：「我認為，如果工會只注重提高薪資，結果不只是會失敗而已，實際上反而會變成侵蝕民主體制的共謀。」
作者：亞歷克‧羅斯（Alec Ross）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義大利波隆那大學商學院（l’Universitá di Bologna Business School）特聘兼任教授，世界首屈一指的創新策略專家。於美國歐巴馬總統執政期間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創新資深顧問，協助外交實務現代化，並提出創新解決方案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利益。
他也是全球創投公司Amplo董事合夥人，擔任科技、金融、製造、人資與數位安全等各個領域的企業董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特聘資深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國際暨公共事務資深研究員。
他曾獲得：
- 美國外交部傑出榮譽獎（Distinguished Honor Award）
- 牛津大學網路與社會獎（Internet & Society Award）
- 《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 Magazine）百大全球思想家
- 2020年全國消費者聯盟（National Consumers Union），馬斯米蘭諾多納獎（Massimiliano Dona Award）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2/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