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架總比打仗好！在地球歷史上短短出現幾千年的人類，衝突、爭吵從未間斷，但事實上，戰爭並不是常態，妥協才是。想要經濟發展、永續發展，避免戰爭是基本條件，那就要從理解戰爭開始。
《孫子兵法》說得好：「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在戰爭到來之前，開車橫越烏干達北部，會經過乾燥的塵灰土路，穿過一里又一里高過人頭的搖曳高草。長長的草稈見雨就綠，不見雨則枯黃，在乾燥平原上如浪波動，無邊無際，只穿插著零星的商站或牧場。
大多數阿喬利家庭都以農牧為業，住的是成群的小圓屋，有著平滑的泥牆和錐狀的茅草屋頂，周圍是玉米田和放牛地。烏干達的這個地區叫作阿喬利蘭，曾經牛比人還多。當時一定很美。
到了我來到該國北部的時候，草都還在，但牛群、作物和如畫的小屋早就沒了。內戰已經肆虐將近二十年。對於叛黨和烏干達軍隊的恐懼，迫使那些家庭離開他們荒草蔓延的空蕩土地，將近兩百萬人進入僅只幾英里外的密集營地。
營地裡擠滿了同樣的圓形褐色房屋，有著同樣的茅草屋頂。但此時這裡有的，不是田園宅地挨著綠意和牲畜，而是成千上萬的小屋排列在褐色裸地上，不但被烈日烘烤，而且逼著到你得俯身，才能在屋簷之間穿行。這是絕望之地。
政府把人從鄉間清走，趕進這些骯髒的聚落。這讓士兵更容易追捕叛黨，也讓起事者更難竊取食物和物資。這是一種經典的平叛策略，卻也是一種戰爭罪行，因為它剝奪了數百萬人的生計和自由。
這些家庭被禁止耕作附近的土地，只靠聯合國每星期運來的一袋袋豆類和麵粉，勉強生存。他們小屋的門都是用亮晃晃的馬口鐵罐錘平做成的，上頭都標示著「精煉植物油。非供出售或交易。美國人民贈。」
這不是我想過會去的地方。當年我三十歲，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經濟學博士生。過去，經濟學家才不會到活躍戰區和難民營晃蕩。我的論文審查委員異口同聲說：「別去。」然而，我還是到了這裡。我問過我自己，我是在做什麼？
你也知道，我的學術圈子關心所得及其擴增，甚於一切。一開始正是這種執迷，讓我來到東非，在奈洛比研究產業和經濟成長，奈洛比是距離烏干達北部有幾百英里遠的和平城市，肯亞的首都。烏干達北部的那場戰爭規模小、範圍有限、距離又遠，因此可以忽略。這意味著，當時我就像那座繁華首都的幾百萬人一樣，做著我的工作，幾乎沒覺察到附近的悲劇。直到某一天，有個騙子趁著午餐跟我攀談。當他轉移我的注意力，他的搭檔就拿走我的背包和筆電等等。所以我在網咖度過剩下的旅程，用肯亞那冰河般的撥接網速工作。要是再讓我遇到那個騙子，我欠他一個感激的擁抱。
撥接意味著每封電郵都需要十分鐘，才能載入。在那些漫長的電子空檔裡，沒有太多事情可以做，所以自然會跟附近其他在電腦前發呆的人交談。有一天，我轉向我旁邊那個女生，然後我們就聊了起來。
珍妮剛從烏干達北部那場被忽略的戰爭中工作回來。身兼人道工作者和心理學博士生的她，滿腹狐疑盯著我看。當時我穿著正裝。在非洲，身穿正裝的西方人很少帶來什麼好事。但是，我看起來好像對那場戰爭感興趣，而且知道正在發生些什麼事情，那就勝過大多數她所遇過的人。所以她給了我一個機會。
免於暴力的自由
幾個月後，我跟著她行進在烏干達北部乾燥的塵灰道路，除了驚嘆於那一里又一里的無邊草地，也希望叛軍小隊不會突然出現。我之所以會去，主要是因為我喜歡珍妮（這點我承認），但是我們也有相同的志向。經過幾十年的衝突，沒有人知道暴力對那些流離、挨槍和被徵的年輕男女所造成的真實傷害。珍妮瞭解戰爭和暴力所造成的心理傷害，而我懂經濟學、調查和統計。我們聯手合作。
我們雇了一支在地團隊，花上往後兩年，調查被交戰影響到的人。我們的研究，努力要給那般野蠻傷害標上一些具體數字、發掘能幫上忙的方案、並測試什麼有效。衝突的殘酷代價隨處可見。而我們是鬱悶的會計師。
當時我還沒愛上她，但在烏干達北部待了一個月之後，我就進展順利了。我們一塊展開專案、一塊寫論文、畢業，一塊在耶魯大學找到第一份工作。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結婚十五年，而且合作發表了一長串的論文。然而，我們最重要的協作，是一個十一歲女孩和一個九歲的男孩。
那次撥接上網的偶遇，也改變了我的生涯。在烏干達北部，我瞭解到比我所想像過更野蠻、更令人難受的暴力。我遇到的年輕男女給我講了一個個故事，可怕到讓我甚至不想試著詳述。我無法還他們一個公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為情緒折磨的幾個月，到頭來使我重新思考一切。
在那裡，以及在往後幾年裡，我瞭解到一個社會的成功並不僅在於擴張其財富，而是在於不會有叛軍團體奴役你的十一歲女兒當妻子，在於坐在你家門前不用擔心行車槍擊和流彈，在於能夠去找警察、法院或市長爭取某種正義表象，在於政府永遠不可以把你趕出自家土地又關進集中營。這是經濟學家沈恩所稱的「自由即發展」。很難想像，有什麼比免於暴力的自由更重要的了。
事實上，交戰也使我們貧窮。沒有什麼會像戰爭衝突那樣，摧殘社會進步的果實──壓垮經濟、摧毀基礎建設，或害死、弄殘、重挫一整代人。戰爭也以間接方式破壞經濟成長。當預期會有炸彈攻擊、種族清洗、或恣意司法，大多數人和企業不會去做那些通往發展的基本事情；他們不會專注從事任務、貿易、投資，也不會發展新的技術和想法。
經濟學家兼道德哲學家亞當．斯密早在兩個半世紀前就已預言：「要使國家從最低的蠻野達到最高程度的富裕，所需無他，」亞當．斯密在1755年寫道：「只需要和平、合宜的稅制、以及尚可的司法。」
很顯然，如果我關心繁榮、平權和正義，就得關心戰爭。
戰爭是例外，而非常態
事實是，就連最苦大仇深的死敵也寧可在和平中相互厭惡。這點是很容易忘記的。我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確實發生的戰爭上，像是烏干達北部。新聞報導和歷史書籍也一樣，往往聚焦於出現過的一小撮暴力鬥爭。很少有人寫書在談那無數被避免的衝突。但是，就像醫學生不該只研究終末病人、卻忘了大多數人是健康的，我們也不能只看那些發生過的敵對行動。
本書試圖將我們從那種不具代表性的看法拉出來，因為它並不真實。以族群和宗教暴力為例，政治學家清點了東歐、中亞、南亞和非洲之類地方的所有族群和宗派團體，一般認為騷亂和清洗在那些地方很流行。他們數算有多少個配對靠近到可以相互競爭，然後檢視有多少個配對真的交戰。
在非洲，他們數出來，每兩千件潛在的族群暴力，每年大約發生一件重大案例。在印度，他們發現，每千萬人每年不到一次騷亂，而死亡率頂多是每千萬人16人（美國大城市的兇殺案要比印度宗派騷亂造成的死亡人數，高了一百倍）。即使這些表列相差很大，但很明顯的是，大多數群體，甚至是敵對群體，都是比鄰共存而不交戰。敵人之間寧可在和平中相互厭惡。
我們在國際層級上也看到了這一點。美國和蘇聯長期對抗，將歐洲（甚至全世界）一分為二，卻未相互核攻。巴基斯坦和印度長久對峙，南北韓國走進死胡同，而南海也陷入僵局。法國和英國一發現非洲殖民地可能為獨立而戰，就匆忙但和平的退場，而蘇聯撤出東歐也是非暴力的。
再來就是有一個個社會因政治派別而撕裂、因階級和意識型態而憤怒和極化，但是仍在議會而非戰場上競爭。然而，不知怎的，我們往往忘了這些事件。我們寫出一本本大部頭在談重大戰爭，卻忽略那些寧靜的和平。
我們很關注血腥的場面、最突出的事件；同時間，較為寧靜的妥協時刻卻從記憶中溜走。
如此聚焦於失敗，是一種選擇偏差，是一種我們大家都容易犯的邏輯差錯。這種錯誤有兩個重大後果。一是我們誇大了我們交戰得多厲害。你開始聽到諸如「這世界充滿了衝突」或「人類的自然狀態是戰爭」，或「某些強權之間的武裝對抗在所難免」之類的話。但是，那些表述都不是真的。
然而，忽略了所有被避免掉的衝突，會帶來第二種更大的傷害；我們把戰爭的根源和通往和平的道路全都搞錯了。當人們聚焦於和平失敗的那些時候，並追溯情勢和事件去找尋原因，他們往往會找到一種大家都熟悉的組合：有缺陷的領導人、歷史性的不義、可怕的貧窮、憤怒的青年男性、便宜的武器和災難性的事件。戰爭似乎是無可避免的結果。但是，這忽視了衝突被避免的那些時候。
如果人們也檢視對頭之間並未交戰的那些時候，就會看到很多相同的先行條件。所有這些所謂的戰爭原因都很稀鬆平常。持久暴力則不然。失敗和成功裡都看得到的東西，很可能並不是戰爭的根源。
和平妥協才是常態
為了瞭解為什麼會這樣，就讓我跟你講講選擇偏差的另一個著名例子，那是出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當美國轟炸機從德軍陣地上空出完任務返回，機身和機翼都布滿了彈孔。所以，美國軍方就吩咐工程師為轟炸機這些部位添加更多裝甲。一位名叫沃德的統計學家卻不這麼看。他說，工程師應該反其道而行：加強保護在返航轟炸機上未見任何損傷的引擎和駕駛艙。沃德推論出一件很關鍵的事情：不見的彈孔一定是在不見的轟炸機上。駕駛艙和引擎中彈使得那些轟炸機墜毀。那就是為什麼我們看不到傷到那些部位的轟炸機。軍方誤將焦點放在選定的樣本，所以搞錯了失敗的原因。這是那種事後看來很明顯的錯誤，但我們還是一犯再犯。
美國軍方聚焦於成功──那是一種稱為倖存者偏差的選擇問題。當涉及到戰爭，我們則是很容易做出正好相反的選擇：我們過度關注和平失敗的那些時候。這就好像如果美國軍事工程師只看那些墜落的轟炸機。那些轟炸機從頭到尾都被炮火洗禮。當我們那麼做，就很難知道哪些彈擊才是致命的，因為我們沒有將其對比於那些倖存的轟炸機。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於當你將某場戰爭追溯到它所謂的根源。
每一組對抗的每部歷史都布滿了各種彈孔，像是貧窮、冤屈和槍枝。但是，不平者很少造反，大多數貧窮的年輕鬧事者不會反叛，而那些最重度武裝的群體也寧可冷戰而不要熱戰。
為了找到交戰的真正根源，我們需要關注那些保持和平的鬥爭。但我所指的並不是和樂融融。對抗可以是敵對而吵鬧的。那些群體可能會是很極化的。他們經常都是重度武裝的。他們相互貶損和威脅，而且炫示武器。那都是正常的。流血和破壞則否。
我希望，現在你會開始在任何地方都看見這點。當你下次拿起一份報紙或一本歷史書，置身於那一切誇談和戰意，你會開始關注從政者發表演說在推動和解。你會注意到，對頭之間互射火箭一兩個星期，然後停止敵對行動。你會聽見，有故事提到議政官在君主耳邊低聲說「和平啊，陛下」。你會注意到，沙場老將在提醒那些較無經驗而熱血的軍官，有什麼苦難等著他們。最容易看到的是，司庫和其他帳房總管，他們清醒指出戰爭就是打不起的。正是這一切痛苦和代價，驅使著大多數對頭去妥協。
妥協才是常態，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群體在應對上都很有策略。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就像撲克牌或西洋棋玩家，很努力的要超前思考、要認清對手的實力和計畫、還要根據預期對手會做什麼來選擇自身的行動。他們並不完美，他們會犯錯誤，也會欠缺資訊。但是，他們有很大誘因去盡力而為。
這種策略科學，稱作賽局理論。它可以解答一方會如何根據相信對手會怎麼做而應對。本書從第1章〈我們為何不交戰〉開始，我們將介紹這樣的策略選擇：妥協還是交戰。
戰爭的五種理由
我們為什麼交戰？如今我們從策略角度思考，而且不犯選擇偏差的過錯，就有了一種新的方式可以回答那個問題。簡言之，必須要有某個東西去打斷正常的妥協誘因，將對立的對手推離通常極化而吵鬧的政治，推向經由流血的議價。幸運的是，就只有這麼多種合乎邏輯的方式，會讓這般的政治運作失靈。就只有五種，而本書第一部〈戰爭的根源〉將逐章展示。這五種邏輯各以不同方式消除妥協的誘因。
第一種是不受制約的利益。
戰爭的代價是和平的主要誘因，但當決定戰爭的人不當責於其群體的其他人，他們就可以忽略交戰的一些代價和痛苦。這些領導者會太常將其群體帶向戰爭。有時候，他們期望從衝突中獲得個人利益，從而受引誘去開戰。像這樣不受制約的統治者，是歷史上一大衝突驅動力。
第二種理由是無形誘因。
有的時候，施行暴力會帶來有價值的東西，像是復仇、地位或宰制。在這些情況下，暴力是通往公義終點的唯一途徑──通往上帝的榮耀、獲得自由、或打擊不公。對於某些群體來說，這些虛無縹渺的回報，可以彌補來自交戰的痛苦和損失。任何對無形誘因的偏好，都將抵消戰爭的代價，並使群體偏離妥協與和平。
協議崩解的第三種方式，來自於不確定性。
如果你曾在撲克中抓過詐唬，那麼你就已經掌握了這個邏輯。你不知道對手拿著什麼牌，但你知道他們有誘因去欺騙你。顯然，你最好的回應就是不要每次都棄牌。同樣的，在戰爭中，你不知道敵人的實力或決心，而他們也可能會詐唬。所以，有時候你會抓詐唬。既然你並不擁有和對頭相同的資訊，那麼攻擊有時會是最好的策略，哪怕交戰是有害的。
第四種是所謂的承諾問題。
通常，當你的對頭變得強大，你的最佳選項就是讓出一些東西。但是，假如你預先得知對手的崛起呢？你現在可以趁你還很強，就先出擊，避免你衰落時，無力回應。如果迫近的勢力正迅速壯大，那麼你的攻擊誘因可能會是難以抗拒的。有什麼是敵人可能可以許諾你而讓你不那麼做的呢？保證他們變強之後，不會利用新得到的影響力嗎？他們無法承諾這點，而你們雙方也都知道。
這是一個承諾問題──你們雙方都寧可要某種避免戰爭禍害的政治協定，但這些協議沒有一個是可信的。
第五種，也是最後一種，我們的錯誤感知會妨礙妥協。
我們是有過度自信的生物。我們也以為別人的想法和我們一樣，重視的事情和我們一樣，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們一樣。我們會把敵人給妖魔化，並將最壞的動機歸到他們身上。我們堅守各種錯誤的信念，甚至在大群體中也是如此，而當我們這麼錯誤感知的時候，那會劫持我們尋求敵我合意協議的能力。競爭和衝突，會使這所有誤判變得更糟。
不過，即使這五種邏輯在你聽來很合情理，你可能還是不相信光靠它們就能解釋所有戰爭。雖然看起來好像什麼戰爭都有理由、什麼理由都能戰爭，但大多數時候人們為特定戰爭給出的論據就是變相的這五種。我們將學著照樣辨認出來。
因此，別把這五種邏輯想成新的戰爭理論，要被提出來蓋過舊的。我並不是在說「請相信這些原因，其他書都是錯的」。不是的，請將這五種解析想成一種類型學，可以用來組織既有的眾多理論和思想流派。
我還將證明，我們如何不需要選邊支持這個或那個學派、或者某個戰爭理論。引發戰爭的這五種理由，已涵蓋了成千上萬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所學到的教訓，可歸結為一個框架。
最後，我們將看到這五種引發戰爭的邏輯不是互替的，它們是互補的──可悲的互補，因為它們會積累起來，導致和平更脆弱。那是因為，除了極少數情況，戰爭不會只有一種原因。各種理由會積累起來，並交互作用。不受制約的領導者、無形誘因、不確定性、承諾問題和錯誤感知，結合成一種毒藥，一點一點的毒害和平。這讓人很難將某場衝突歸咎於單一理由。
以下為精選書摘
無形誘因之三：意識型態
第三種無形誘因是我稱之為意識型態的一堆東西。如同榮耀或地位，某些宗教原則和政治理想本身就是回報。無數個社會都曾發動戰爭去傳播信仰、消滅異端觀念、或擴展生活方式。在這些原則上妥協，會讓人覺得憎惡。如果是這樣，那種負效用就抵得過戰爭的代價。
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德國的希特勒。很難在他的眾多意識型態中，只挑出一種癲狂的。然而，如果我們想瞭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應該先看看他對德意志種族的頌揚。他希望德意志種族能長存興盛。但是，他們的土地很小，他們的敵人既多又近。希特勒確信，如果德意志人不能擴張領土，他們終將會被他所厭惡的種族給汙染、同化或宰制。不惜一切代價，他們都必須獲得生存空間，必須征服、清洗並殖民德國以東的廣袤土地。
要看到比較高尚的例子，我們不妨想想一個被征服、被殖民民族的觀點。情況是不公的，但外國主子擁有壓倒性優勢。根據我們的簡單分餅算計，造反毫無意義。但是，對於一些被壓迫者來說，這種妥協令人厭惡。在屈服中是沒有尊嚴的。議價範圍雖然存在，但涵蓋的卻是一方不肯拆分的事物。
請回想一下，上一章的殖民地美利堅。兩個半世紀前，英國人面臨一個困境。在替殖民地人打了七年戰爭之後，王室的防務債務是很龐大的。同時間，殖民地人所繳的稅金幾乎支應不起他們自己的防務和行政。英國希望美利堅人付該付的那份錢，所以王室通過了一項稅法《1765 年印花稅法》，對報紙和法律、商務文件課稅。
困境在於，殖民地人不肯付。起初只是幾個激進派，他們說了一些在英國人聽來前所未聞、又不合理的話：只有我們自己的立法機構才能對我們徵稅。幾年之內，愈來愈多的殖民地人紛紛響應這個口號：無代表，不納稅！
這在當時是一個站不住腳的主張。傳統上，投票權和代表權不被看作同一回事。無論群眾投票與否，每個教區和每個殖民地的利益，都還是被國會給「代表」了（至少國會議員是這麼認為的）。甚至，從倫敦的商人到曼徹斯特的公民，大多數英格蘭人都不能投票。然而，他們還是一樣應該付稅。
但在殖民地人的心目中，那都不重要。愈來愈多的殖民地人心意堅決。他們抗拒上述原則、拒絕妥協、並抵制英國商品，直到印花稅被廢除為止。所以，國會撤銷了《印花稅法》，也試過以其他方式收取收入。然而，每次國會議員試著找到一種可接受的稅目，都會遭遇一夥不會滿意的美利堅死硬派。隨著時間經過，這些激進派不再是少數。他們的觀念傳播開來。
不可分割性是一種意識型態
儘管我之前挖苦了華盛頓，但歷史學家很少將美國革命歸咎於自私的領導人，而是歸咎於美利堅人在意識型態上的不讓步，以及在此議題上的不願妥協。即使殖民地人沒有強大到可以去索討，但是對他們來說，得不到自由和地方議會，就是失敗。
有位歷史學家描述了美國開國元勳（也是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在1815年寫給傑佛遜（開國元勳、美國第三任總統）的一封信。「我們講到的革命，所指為何？」亞當斯如此反思。他寫道，所指的不是戰爭，因為那不是革命的一部分。他解釋道，真正的革命「是在人民的內心」。
亞當斯後來補充說，這種轉化的發生，是透過美利堅人「在原則、意見、情緒和感情的根本改變」。殖民地人習得了一種新的道德推理和一種政治權利構想。
同樣的，歷史學家貝林（Bernard Bailyn）在他的著作《美國革命的思想起源》，描述了美利堅人如何變得執著於自由理想、相信更高天命和目的、並意識到需要時刻警惕那些干擾這些權利和神眷的人。
為什麼需要時時刻刻警惕呢？歷史學家邁爾（Pauline Maier）指出激進派如何開始相信國會和王室想要根除他們的危險觀念，並使殖民地重回奴役。激進派並非妄自揣測，《不可容忍法令》似乎證實了這些疑慮，一連串法律都旨在懲罰波士頓茶黨事件後的麻州殖民地。「誤判或激動」都無法解釋英國的作為，另一位美國開國元勳迪金森如此寫道。他接著說，「毫無疑問，」國王和國會「下定決心」，「要消滅被統治者的自由」。想跟這些人妥協的想法，變得令人憎惡。議價範圍雖然存在，卻是他們不願接受的。
戰爭的代價創造了妥協的誘因，但如果那組合裡的每項讓步都是其中一方難以想像的呢？並不是因為切分大餅是不可能的，畢竟世界上很少有什是真正不可分割的，而是因為某種原則、偏好或執迷，讓分割變得可憎。
以十三州殖民地為例，他們人口眾多、富裕、欣欣向榮，肯定有本錢對英國提出很高的要求。但是完全的權利和代表權呢？這是一個太貴的價碼，可以說超出了基於美利堅軍力的任何合理議價範圍。然而，美利堅激進派絕不會少要半點，也不會接受替代方案。
有些政治學家援用「不可分割性」來解釋一些最死硬的意識型態、族群爭執和宗教爭端。
這種解釋可能是有爭議的。舉例來說，有些學者援用不可分割性來解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達成和平協議的困難。在這些學者的敘述中，雙方的派系都認為某些讓步是不可接受的，無論那是邊界、返鄉權、對耶路撒冷的控制權、乃至於誰可以使用特定的聖地。
相反論證很清楚：這些東西沒有一樣是在實質上不可能切分的！它們在歷史上已被分割了無數次。你說它們不可分割是什麼意思？
對我來說，答案很明確：不可分割性是一種意識型態。
在真正信仰者心中，在宗教場域、平等權利或其他政治理想上，妥協的價碼都太高了。嚴格來說，它是可以拆分的，但這方或那方不願意接受他們實際政治勢力所允許的拆分。
這就是權利的麻煩之處。現在，我倒覺得，對人權的痴迷依戀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是我們物種的一大意識型態革命。要是人人都相信、並且力挺同樣的平等保護和原則，那就會深深促進和平，因為每個群體都會把戰爭加諸敵人的苦難給內部化。（在某種程度上，那正是過去兩個世紀裡發生的事情，我們將在第二部〈通往和平之路〉看到。）
和平的難題出現於：只有一方認為其權利是不可剝奪的。譬如，我相信我的群體對某塊土地、代表權或霸權擁有固有權利，那麼我就不大願意妥協了。為了維護這些權利，可能沒有什麼價碼是太昂貴的。就是這種抱持「不可分割」信念的意識型態，消滅了協議的空間。
書名：《戰爭為何發生》
作者：
- 布拉特曼
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皮爾遜全球衝突研究所教授、發展經濟學中心共同主任、麻省理工學院貧困行動實驗室（J-PAL）共同主持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專精於實地調查和運用統計數據，來探究開發中國家的貧困、政治參與、暴力衝突的因果與政策。研究成果受到《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富比世》雜誌、Vox新聞評論網和NPR等媒體的廣泛報導。
從事學術工作之前，曾擔任會計師、攀岩教練、音樂商店推銷員、肯德基炸雞塊員工等等，自認為清洗過截油池之後，天下再無難事。後來在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取得公共管理與國際發展碩士學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與經濟學助理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與政治學副教授。
出版：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3/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