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抵換專案」容易對在地社會造成哪六類危害？本文回顧碳權開發的黑歷史，提供給近期陷入碳興奮的台灣企業深思：什麼樣的減碳專案才能兼顧社會影響力？
隨著台灣碳權交易所成立，「碳權」一詞在台灣成為熱門話題，許多企業將碳抵換機制視為減碳的重要工具。但多年來，國際媒體、學術界、非政府組織（NPO／NGO）都曾對碳抵換專案進行深入研究，並發現多項專案在執行時對社會可能帶來危害。
2022年有報導指出，迪士尼為抵銷豪華郵輪的碳排放，購買亞馬遜雨林保育專案產生的碳抵換額度，而該專案卻涉及掠奪當地居民土地等侵害人權的行為。
本文將回顧碳抵換專案在世界各地曾經造成傷害的案例，提醒大家，除了外加性、永久性、保守性等基本原則外，減碳不能成為傷害社會的藉口。專案開發商應以永續發展為目標，審慎考量碳抵換專案對社會造成的影響，而碳權買家也需要做好盡職調查，以確認買入的碳權沒有對在地社會造成傷害。
碳抵換常見的「六類潛在危害」
碳抵換專案常涉及全球北方資金在南方發展中國家開發減量額度，故多數侵害人權的事件都在發展中國家發生，如本文提及的瓜地馬拉、印度、烏干達、巴拿馬等國，當地人權保障本來已較少，碳抵換制度的出現甚至可能令問題加劇。
雖然大部分碳抵換認證計劃都已陸續更新政策，要求專案執行時顧及社區意見，但至今，碳抵換專案涉及侵害人權的個案仍屢見不鮮，甚至被媒體揭發後，仍然可繼續獲發碳抵換額度。從多家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報告可見，碳抵換專案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主要有六大類，且常環環相扣。
（一）土地衝突
「土地所有權」是森林專案最常見的衝突，與原住民的權利息息相關外，也有不少居民是曾經受到政治迫害、而遷居到山上較偏遠的地方生活，沒有土地的法定所有權。當該片土地被列入碳專案保育的地理範圍內，居民很容易就會受到開發商剝削。
《衛報》便曾報導，秘魯Alto Mayo部分居民在2021年被迫離開家園，正因為該處被列入Alto Mayo保育計劃的保護區內，房屋也被強行摧毀，事先沒有收到任何通知。保育計劃得到碳驗證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VCS）認證，而根據VCS網站資料顯示，計劃將獲發碳抵換額度至2028年，亦是迪士尼用以抵銷碳排放的主要專案。
美國加州智庫Oakland Institute則針對烏干達Kachung森林專案進行調查，並發表報告指出，該專案開發商剝削當地農民，其中一項證據顯示開發商曾發信威脅農民，指控農民進行「非法耕種」，若將來農作物於計劃執行期間有任何損失，開發商一概不會負責。此森林專案獲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認證，可獲發碳抵換額度至2026年。
若保育專案管理不善，也會導致野生動物與村民之間的衝突加劇。民間組織Re:Common曾聯同Counter Balance發表調查報告，指肯亞Kasigau Corridor REDD+專案未有做足保障措施，使保護區內的野生動物闖進鄰近村民的農田，增加農作物損失。然而，專案開發商Wildlife Works和肯亞當局Kenya Wildlife Service都雙雙推卸責任，拒絕向受影響村民作出賠償。此專案同樣獲得VCS認證。
（二）武力鎮壓
當碳抵換專案造成土地衝突，往往與暴力事件脫不了關係，尤其常見於受當地政府支持的碳抵換專案。除了上文提到有居民的家園和土地被強行摧毀，更有反對專案人士和記者被無理拘捕及控告，甚至殺害。
不少媒體報導和民間組織報告都批評在瓜地馬拉執行的Santa Rita水力發電專案侵犯人權，如Carbon Market Watch指出，當地政府為保護專案，曾設立軍營，13名社區代表領袖被檢控，4人包括2名兒童被殺，多人受傷。
根據當地社區代表形容，警察向和平示威的村民發射催淚彈，以武力鎮壓反對專案的聲音。即使有多項報告指出專案侵犯人權，專案仍於2014年成功向CDM註冊。
《衛報》亦指出，洪都拉斯Aguán的棕櫚油沼氣專案在2010年至2014年間涉及過百人被殺害，甚至有更多人遭到暗殺，當中包括記者和社運人士。
洪都拉斯當局曾一度派出8000軍隊重兵駐守該區。有受影響的小農形容自己是「警察、軍隊、棕櫚油公司私人警衛聯合組成恐怖活動的受害者」。在種種爭議下，專案仍然得到CDM認證，獲發碳抵換額度至2018年。
（三）分配不公
在碳抵換機制中，不難想像最弱勢的群體往往受到最嚴重的剝削，如失去家園和賴以維生的資源。在上文提到的肯亞森林保育專案中，民間組織在報告內亦提到，當地社區居民被禁止在受保護區域採伐木材，然而，專案開發商自己卻可以在區內進行生產木炭的業務。
另一方面，利益分配不公也是碳抵換專案常見的問題。以肯亞專案為例，利潤分配比例應為「1/3」，由專案執行機構、農場主人、當地社區攤分。
可是，Chomba等學者的論文指出，小農實際上只獲分碳收入的1/6，即每戶每年大約平均收取5至8美元，而擁有地權的農場主人則收到專案所承諾的1/3，有些更可獲派專案股息。
（四）社區矛盾
有專案為換取居民支持，只向當地部分受影響人口提供利益，造成或加深社區內外矛盾。
舉例來說，巴拿馬的Bonyic水力發電專案也曾引發爭議，Finley-Brook和Thomas在2011年的論文便指出，專案向當地社區承諾分配25%碳額度，並只向支持專案的居民派發利潤，結果分化社區，引發衝突。
Naso是其中一個受影響部落，當時的國王Tito Santana更因支持專案和被指貪污而被罷免及流放。Bonyic水力發電專案開發商向CDM遞交的申請文件中，對所造成的社區衝突隻字不提，專案最終被否決。
（五）健康威脅
雖然大部分認證計劃和各地政府都已針對排放和潛在產生的環境危害制定規範，但仍有專案在執行期間排放有毒物質，對當地社區造成健康威脅。
印度德里一項轉廢為能的專案被發現採用偏離於CDM認可的技術，並排放遠高於標準的有毒物質，更被指出於申請文件中作假，文件上寫明發電廠與住宅區相距5公里，但實際上只有30米。
案件曾提呈至印度國家綠色法庭，但判決結果僅要求專案支付賠償金額，並容許發電廠繼續營運。
（六）失去生計
在地居民除了被剝奪生計所需的資源，不少更因專案對環境造成的破壞而深受其害。
水力發電專案是其中一個備受爭議的專案類型，過往已有不少報導和研究顯示水力發電在建造和營運期間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包括擾亂河流、破壞生物的棲息地等。
舉例來說，巴拿馬Barro Blanco水力發電專案曾導致洪災發生，淹沒附近的原住民土地和房屋，對當地農民生計造成威脅。專案一開始獲得CDM認證，但最後因爭議太多，巴拿馬環境當局向CDM申請撤銷專案。
碳權開發到底出了什麼錯？
照理來說，專案若要成功得到認證機構批准執行，開發商須先諮詢利害關係人，以避免專案對當地社會造成上述各類危害。
可是，大部分認證計劃對相關的要求制定都過於寛鬆，讓專案開發商和執行機構有機可乘，利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避免或壓制反對聲音。
例如，有專案開發商故意將利害關係人諮詢大會設於遠離受影響人口聚居地的地方舉行，山林交通不便，可前往參與諮詢大會的村民固然少之又少；又或只邀請支持專案的人士參與會議，然後便可以向認證計劃遞交對專案有利的利害關係人意見。
雖然碳抵換認證計劃知道有專案對社區造成傷害，但部分事件在申請期和確證期後才發生或被媒體報導，實務上難以事後補救。CDM發言人便曾表示，根據規定，他們已無法對專案作出處理，讀者也需特別注意，許多造成危害的碳權是CDM機制核發，並非由聯合國認證的專案就能避免這些問題。
在這背景下，許多環保及人權團體都已要求主流的碳抵換認證計劃持續強化制度，保障受專案影響的社區，尤其是弱勢群體。整體看來，碳抵換對於社會面向的要求日漸趨嚴。
我們也看到許多針對社會面向的認證標準相應而生，如公平貿易氣候標準（Fairtrade Climate Standard）、社會碳（SOCIALCARBON），及氣候、社區和生物多樣性聯盟（Climate, Community and Biodiversity Standards）等，對碳抵換專案為社會帶來的額外共同利益進行認證，但是種種發展，仍然無法杜絕碳抵換專案潛在的負面影響。
在各國邁向淨零的過程中，減碳固然為當務之急，但不等於可以漠視人民應有的權利。討論碳權之時，我們不僅僅應聚焦減碳成效，也應該把社會影響納入視野，才不會一不小心成為政府與企業聯手以「減碳」為名剝削人權的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