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第一屆碳費審議委員會即將第二次開會，討論碳費的費率該定多少。國際趨勢、政府法規、環團主張、企業挑戰⋯⋯，都將在這個會議上相互衝撞，最終提出的會是什麼樣的碳費版本？
台灣股市近期展現了蓬勃發展的態勢，尤其是隨著台股觸及前所未有的2萬點大關，無論是機構投資人還是個人投資者都對這一波行情表現出了空前的熱情。然而，在這股熱潮的背後，市場對於不同產業的預期卻呈現出了顯著的對比。
特別是科技股，以人工智慧（AI）技術為核心的產業，在台積電等重量級企業的帶領下，交易量和股價都顯著上升。相較之下，傳統產業股，特別是鋼鐵、水泥、塑化等行業，卻未能跟著上漲，部分甚至下跌。
這種市場的分化，反映了投資人對產業未來發展的不同預期，也與台灣獨步全球、即將實施的「碳費政策」對傳統製造業帶來的巨大衝擊息息相關。
台灣的碳費僅是為了對接CBAM？
環境部並未通盤性地從碳稅、碳排放交易（ETS）總量管制出發，當初為了盡速協助本土企業因應歐盟碳關稅（CBAM）而推出碳費政策。台灣的碳費僅針對年排碳2.5萬隊以上的排碳大戶徵收，其徵收標準將透過剛成立的碳費審議委員會決定，依照排碳大戶2024年的碳排放量在2025年5月進行首次繳納。
碳定價原本政策目的在於透過外部成本內部化，推動企業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從而緩解氣候變化的影響。
世界各國在制定碳定價政策時，皆會考慮自己國家不同產業的差異與國際競爭力。台灣現行碳費已逐漸轉變為打擊本土傳產龍頭的政策，偏離當初協助企業因應歐盟CBAM的初衷，不僅增加供應鏈綠色通膨的壓力，也直接影響到這些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進而影響其在資本市場的評價和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以台灣鋼鐵產業為例，雖然該產業在經濟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但也是主要的碳排放源。因此，在當前眾多關於減碳政策或碳費徵收的討論中，鋼鐵產業成為了產官學界共同關注的焦點。根據環境部的碳費徵收規劃，初期將針對年排放量達2.5萬噸以上的碳排大戶，並提出一系列配套措施，比如允許企業提出自主減量計畫以享受優惠費率。這項政策雖旨在鼓勵減碳，但對於那些依賴大量能源消耗的鋼鐵業來說，轉型面臨的挑戰和成本依然是非常巨大。
碳費徵收的實際影響究竟有多深遠？
以鋼鐵產業為例，國內最大的鋼鐵企業—中鋼公司，其年碳排量接近2000萬噸。如果按照環境部長薛富盛日前所示，碳費將高於每噸10美元，則以新台幣300元來換算後中鋼的碳費成本將近60億新台幣。一些研究者認為，60億的碳費成本僅占中鋼約4200億營業成本的1.5%，因此認為這對於企業的影響有限，甚至呼籲應進一步將初始碳費調高至每噸500新台幣並逐年調高。
然而，這種比較未能全面考慮到財務評估的合理性，在實際的財務評估中，稅費對產業影響的分析通常需要更加全面，而環境稅費作為政策性重大影響因素，理應當作為影響公司淨利的獨立項目進行分析。
以中鋼2023年的財務數據為例，其合併稅前淨利為35.98億元，稅後淨利為16.82億元。這些數字表明，即將實施的碳費預計將對鋼鐵企業的盈利能力造成顯著侵蝕，特別是對於正從產業低潮期逐步復甦的鋼鐵產業而言，這種財務壓力可能成為對企業競爭力的致命威脅。
這種情形對於支撐國內工業發展的鋼鐵業，以及其廣大投資者來說，無疑是一個深刻的挑戰，其衝擊的波及效應可能影響到更廣泛的民生用品、建築、工程等領域，包括：金屬刀具、金屬容器、金屬結構、建築組件、營造、公共建設。
這也凸顯了對企業施加經濟壓力的公平性問題，特別是在尋求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平衡的過程中。
歐盟、英日提供鋼鐵業免除機制
鋼鐵業背負如此沉重的減碳壓力及高額預期成本的主要原因，在於生產過程中對冶金用煤與焦炭的依賴，這是一貫化煉鋼廠的產業特性所致。冶金用煤與焦炭在鋼鐵製造中作為還原劑，同時提供熱量，但也是排碳的主要來源。以中鋼為例，其冶金用煤及焦炭排碳量占總排碳量的85%以上。目前階段，若不使用則無法進行煉鋼。雖然電爐煉鋼過程排碳較少，但高階產品品質仍無法與透過傳統製程相提並論，更遑論還有廢鋼材料不足及電力供應限制等問題，短期內難以完全取代傳統高爐煉鋼。
考慮到這些挑戰，國際上對冶金用煤及焦炭的碳稅費機制通常免除課徵。例如英國的氣候變化捐（CCL）就對冶金用煤及焦炭豁免，認為其在鋼鐵製造中具有「雙重用途」。日本也指出，沒有任何國家對鋼鐵業使用的煤、焦炭或副產品課徵稅費。世界主要鋼鐵廠如德國的ThyssenKrupp、瑞典的SSAB、奧地利的Voestalpine與印度的TATA Steel等，其冶金用煤的免費配額至少占其碳排放量的90%以上，合理反映了這一現狀。
從資本市場的角度看，碳費政策引起的主要擔憂不僅在於對企業營運成本的直接影響，還有其可能對消費市場造成的外溢效應。增加的成本若通過提高產品價格轉嫁給消費者，將再度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形成負面循環，並提升對這些產業投資的風險。資本市場的投資者在決策時高度重視企業的長期盈利前景與風險，特別在預期科技股將持續領跑市場的情況下，傳統製造業的股票可能長期被低評，導致資本外流並加重這些產業的融資壓力。這一切表明，若政策設計未能細緻考慮產業差異與轉型需要，可能導致投資者信心下降，進而影響台灣資本市場的整體發展。
此外，對於廣大的勞工朋友而言，隨著企業面對綠色轉型所伴隨的成本壓力及經營挑戰，可能進一步引致就業機會減少及勞動收入的不穩定，乃至於對就業市場產生深遠影響。勞工作為社會結構的基石，其福祉的損害無疑會直接牽動社會穩定與和諧的根基，故理應也無法自外於企業碳費徵收的議題。這也是為什麼已經有多位衛環委員會立法委員察覺事態緊急，近期連署臨時提案，要求環境部明定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或相關經濟指標為碳費之審議因素。
碳費進程可以怎麼設計？
為緩解這些潛在的負面效應，政府在設計與推行碳費政策過程中，應實施更精細的規畫與考量。若參照新加坡的經驗，該國的碳稅徵收策略，以大約五年為周期，採取逐年調高的方式。自2019年開始徵收碳稅，起始稅率設為每噸5新幣（約新台幣115元），到了2024年才調整為每噸25新幣，並計劃於2030年進一步增至每噸50-80新幣，以避免碳稅在初期對產業造成過度衝擊。若與環境部近期提出的碳費起徵價格—每噸相當於10美元的標準相比，明顯高於新加坡的初始費率。未來在訂定碳費標準時，建議參照新加坡及其他先進國家的逐步調整策略，避免意圖一步到位的政策設計造成企業、市場、消費者的三重損失。
除此之外，政府在推行碳費政策時，可考慮（但不限於）以下幾點建議，以減少對資本市場與社會的負面衝擊：
- 設定靈活的減碳目標：根據不同產業的特點和轉型難度，設定更為靈活和實際的減碳目標，避免只單一認可SBTi減量目標。
- 提供足夠的轉型支持和資金補助：政府應該在徵收碳費的同時具體提出相應的技術研發、財政補助、以及稅收優惠等措施，幫助各大企業減輕轉型過程中的經濟壓力。
- 建立碳交易和補償機制：加速碳權交易所實踐本土碳權交易，允許企業之間買賣碳排放額度，以及對於碳減排表現良好的企業給予獎勵或補償，從而激勵企業參與減碳行動。
- 增強政策的透明度和預測性：政府需要通過公開透明的方式，提前發布政策細節，增加政策的可預測性，幫助企業和投資人做出更為合理的預期和準備。
現行思考碳費政策雖然多著重在成本面衝擊，但確實如同政策的初衷所期盼的，碳費徵收同時也為傳統製造業帶來了轉型升級的動機，驅使原先的高碳排產業致力於綠色轉型。如中鋼透過再生能源項目的投資、能源管理系統的嚴格執行、低碳製造技術的開發，及參與碳交易市場等措施，積極朝減碳目標邁進。同時，台泥透過廢棄物的再利用、投資碳捕獲與利用技術（CCU）、提升能源效率及開發綠色產品等策略，有效減少碳足跡，展現了企業對環境責任的承擔，以及碳費政策促進產業轉型的潛力。
儘管碳費政策對於台灣的傳統製造業來說無疑是一項重大挑戰，但它同樣提供了一次轉型與升級的機會。對於資本市場而言，關鍵在於深入理解政策背後的深遠意義，並準確評估其對於不同產業、不同企業的具體影響。透過支持那些致力於減少碳排放並追求可持續發展的企業，投資者不僅能夠推動社會向綠色轉型邁進，當企業開始收穫轉型後的紅利，投資人也能在長期獲得應有的回報。面對這一背景，資本市場投資人應重新評估傳統製造業的投資價值，尤其是那些積極面對碳排放挑戰、探索可持續發展路徑的企業。長遠來看，只要企業能在政策推動下存續下來並保持穩定的業績，終能因其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努力而獲得市場更高的評價。
綠色轉型不僅是各產業追求的趨勢，亦是實踐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與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鍵途徑。然而，企業的社會責任遠遠超越了對環境的保護，勞工的福祉同樣構成了企業經營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實踐ESG原則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SR）的過程中，平衡環境永續、經濟增長與社會福祉的各方面需求固然充滿挑戰，但無論是從宏大的環境議題到每一位勞工的個別權益，均不應有所遺漏。這是每一家負責任的企業以及每一位審慎的投資人，以至於所有的政策倡議者在成熟資本市場中應持續反思和內化的重要理念。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