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魚片在東亞文化圈是不可或缺的美食，台、日、韓均有龐大的消費市場，但遠洋漁業供應鏈中卻隱藏著許多血汗勞動與強迫勞動，我們可以用「吃」來改變這一切嗎？
環權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與台灣勞動者協會等六個台灣組織共同成立台灣跨國企業監察（Taiwa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Watch, TTNC），並舉辦相關論壇，探討關乎勞動權益等的人權行動。「CSR@天下」取得內容授權，刊登系列文章。
在失去通訊的海上，任何人權侵害、強迫勞動行為都有很高的發生機率，涉及的範圍也非單一國家。比如一艘掛著北美洲國籍的漁船，上面可能包括了東北亞的業主、船東，以及一群東南亞籍漁工。捕撈到的漁獲則透過二級漁船運送到不同國家的消費市場，主要漁船則繼續非法捕撈、更長的時間不靠岸。
遠洋漁業中的供應鏈透明度不足、魚貨來源可追溯性不足等問題充斥著人權侵害，考驗著不同國家的NGO工作者如何協作、調查、制定國際規範。
遠洋漁業不僅面臨資源競爭、漁業管理等問題，還包括如何改善漁工的勞動條件，東亞乃至於西太平洋各國都面臨著相似的困境。
遠洋漁工缺乏勞動保障 處境近乎奴工
台灣人權促進會（時為秘書長，現調整職務為資深研究員）施逸翔指出，台灣遠洋漁業不論漁船規模或漁業產值都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中國。台灣的遠洋漁船大約1,100艘，這指的是懸掛中華民國的國籍船；另還有台灣人投資但登記在他國的「權宜船」，至少有241艘以上。
這些漁船在全球三大洋進行漁撈作業，根據漁業署相關的統計，在台灣遠洋漁船工作的漁工大概有2.2萬多名。但據印尼獨立媒體報導，在台灣漁船上的印尼籍漁工可能有到4萬。
撇除統計數據跟實際的黑數，這些在台灣漁船上工作的漁工主要來自印尼、菲律賓還有少數其他東南亞國家。
施逸翔表示，遠洋漁工強迫勞動是一個系統性制度設計跟治理的問題。他解釋，台灣的漁工有兩種，因為聘僱制度的不同而有完全不同的待遇，上述的1,100艘遠洋漁船上的漁工，被稱為「境外聘僱」的漁工。
他們的處境近乎是奴工的狀態：不受勞基法保障、最低薪資遠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工時休假完全依據與雇主間的私人契約、主管機關是沒有勞動權益保障專業的漁業署，相關規範只有密度跟位階都很低的〈境外雇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
雖然台灣業者跟政府會說2022年已經有了「漁業人權行動計畫」，遠洋漁工的處境好像已經在改變了，但這個計劃只是改善措施，關鍵是不敢面對聘僱雙軌制的制度改革，這問題如果不面對處理，註定會遺留一個巨大的漏洞，讓不肖的業者有很大的空間，使遠洋漁工依舊處於強迫勞動的風險中。
長時間未靠港 強迫勞動與IUU漁業的關係
Advocates for Public Interest Law 資深研究員金鐘喆指出，韓國人跟其他東亞國家的人一樣吃很多海鮮，平均一個韓國人每年消費70公斤的海鮮，漁產品可說是韓國人最重要的蛋白質之一。
韓文把「魚」直譯為「水裡的肉」，大家常常把海鮮端上桌，卻不知道它的來源以及是誰捕的魚？
在韓國，遠洋漁船的漁工超過8成是外籍，分別是菲律賓、印尼及越南，這些漁工常常面臨嚴重的人權侵害，甚至涉及了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
金鐘喆見過許多的漁工，他們對金鐘喆表示，一天工作的時間超過18小時。雖然說有法律的規定，但遠洋漁船上面並沒有記錄工時；這些外籍漁工們的薪資非常低，也沒有什麼福利，且存在許多歧視問題，言語上面的虐待、霸凌在漁船上更是常見。
許多外籍漁工表示，韓國的船員可以喝罐裝水或是礦泉水，但他們只能夠喝過濾的海水。
強迫勞動與非法捕撈經常連結在一起
儘管存在上述如此多剝削和歧視的情況，外籍漁工要離開職場卻非常的困難，因為雇主會以扣留證件等方式將他們困在海上。此外，遠洋漁業每次出航的時間非常長，根據研究顯示，韓國鮪魚船出航的時間是全世界最長的，一次會出航超過20個月並且不會靠港。
強迫勞動常常跟IUU漁業連結在一起，也就是非法、未通報、不受規範（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的漁業行為。
金鐘喆說，2020年時，一艘中國遠洋漁船在返回之前因為疫情進入14天的隔離期，他因而有了訪談機會。訪談中發現，人口販運的指標都在這些漁工身上發生，甚至有三名船員因為未知疾病而死亡，就直接在海上「掩埋」，他們生病超過一個月，但是船東或船長沒有真的送他們去沿海城市的醫院看醫生，因爲船上有非常多非法捕獲的鯊魚，船主很怕靠港的時候被抓。
暗藏違規的海鮮供應鏈 可追溯性與透明度的重要
Human Rights Now 國際倡議專員Cade Mosley談到，有一些二級漁船會把漁獲運到港口，讓這個主要的漁船繼續在海上，導致負責捕撈的船員在海上更長的時間。
漁船在海上超過一年以上的時間，更可以隱藏漁獲的來源。這些受強迫勞動的船員也就跟著一起被隱藏起來，在這個供應鏈中，透過強迫勞動或比較危險的環境下捕獲的海鮮，就會跟安全或普通的海鮮放在一起。
日本市場因為不斷的萎縮、不斷的整合，大型貿易公司開始佔據主導地位，排擠比較小的貿易公司。大型貿易公司不需要公布貿易紀錄，他們擁有自己的外國加工場，可能是到印尼、馬來西亞等國接收海鮮進行加工，再用自己的船運到日本，而後由日本國內的銷售管道分銷，過程都不需要公開任何資訊，就像黑盒子一樣，隱藏掉各種的違規。
這也是為什麼，提升漁業供應鏈的可追溯性跟透明度這麼重要。
第一步應該要禁止轉運，也就是禁止二級漁船把主要漁船漁獲運送到港的行為。也需要重新定義IUU的捕撈活動，然後把勞權侵害跟人權侵害，加進這個定義。
漁業人權倡議 日本是關鍵國家
Cade Mosley表示，日本在這方面的倡議非常重要，主因是市場的力量。他說，雖然日本海鮮消費量在下降，但有六個類別還是非常大宗。以生魚片等級的鮪魚來說，日本就進口了80%的漁獲，但這涉及非常多非法捕撈、人口販運和勞動侵害。
Cade Mosley指出，考量經濟規模，漁企業不想把銷售切分成不同國家市場，否則就得適應不同的監管制度。目前的市場是隔離開的兩大塊海洋、東方的跟西方的，在歐盟跟美國監管力道持續提升的狀況下，可能變成比較不好的業者會因此流向東方，所以日本市場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日本如果也成為一個進口標準嚴格的國家，對漁工較高的勞動權益標準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外溢效應，則整個西太平洋就變成一個大塊，就有機會將整個區域的漁業人權標準轉型，這也是為什麼日本市場對漁工權益的倡議這麼重要；反之亦然，如果日本市場不提高標準，整個亞洲可能都會持續惡化。
「NO WIFI, NO WIFE」 來自漁工的沉痛呼籲
施逸翔則指出，有台灣的公民團體正在推動「wifi倡議」，其中有個口號叫做「No wifi, No wife」。乍聽之下好像有點好笑，但其實這是無數悲傷故事所堆疊起來的沉重呼聲。
漁工諾菲安・庫巴朗（Nofian Kubalang）長達15個月沒有辦法對外聯繫，直到靠岸才發現他的妻子改嫁、孩子被遺棄；甚至有不少遠洋漁工因為無法對外通訊造成心理的壓力，進而導致漁工上吊自殺，或是跳海自殺。
施逸翔強調，這不是個案，而是普遍性跟系統性的現象。
業者、船東反對為漁工裝設wifi，通常的理由是現在市場艱難，包括油價、漁價的問題，這些要求會增加成本。
但根據調查，三家在台灣裝設wifi的廠商，成本雖會提高但不至於讓業者經營不下去。公民團體質疑，增加一點成本可以讓台灣的產業提升國際競爭力，而且現在又有國家的補助，為什麼不做？
這裡面也有世代間的問題，年長、傳統的船東可能還沒辦法接受國際漁業環境的巨變，年輕的業者則可能比較願意接受。
然而，也有政府單位或業者以漁工使用通訊軟體，得知家裡狀況反倒因而沮喪、跳海自殺，堅持不應冒然開放使用wifi，應該要有配套措施。
但施逸翔認為，要不要開放最核心的問題，其實在於船長、雇主、船東擔心開放wifi後會讓他們失去在船上的高壓管控權。他說，策略上就是要擬定一些指引，讓多方互動下形成一個彼此信任的機制。
當海上發生狀況時，有業者、有政府、有工人、有工會，就可以在平台上解決問題解決爭端。
環權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與台灣勞動者協會等六個台灣組織共同成立台灣跨國企業監察（Taiwa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Watch, TTNC），監督台灣跨國企業的海外營運、受理與協助海外受害者申訴、並監督政府制定相關法制政策確保企業尊重人權、環境、與氣候。
TTNC Watch與多個日韓民間組織，草擬全亞洲第一部盡職調查法的KTNC Watch（Korea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Watch），並舉行為期兩天的勞工、環境和亞洲跨國企業——東亞企業與人權國際論壇，針對台日韓四大重點產業 : 基礎工業、成衣、漁業、電子業進行侵害實例分享與救濟挑戰，另一場次則深入研討台日韓三個國家的企業與人權法制發展，特別是盡職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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