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台灣到南台灣，從高山到出海，我們用什麼的方式對待河流？我們想留給孩子的河流，是什麼樣子？
2025「CSR@天下」流域共好「南方行動倡議論壇」的「從企業指標到城市實踐：北向水治理新思維」場次，由流域共好夥伴高偉倫，和SDG集團明緯永續長王憲政、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主秘林洙宏，分享北方水治理經驗，以啟發南方、共創公私協力的河川未來。
高雄長大的高偉倫，以他第一次看見愛河有龍的經驗開場：「20多年前，我還是小學生三年級，常跟哥哥姐姐在前金區的舊圖書館唸書。有一年，全台燈會辦在高雄；也是在那一年，愛河成了全台的主角——一條長長的龍燈漂浮在河上，叫『鰲躍龍翔』。當時的河面有五萬盞燈，還有水舞、音樂、煙火，整條河亮得像電影。」
「美不勝收之際，我聽到很多市民在問：『這條河，乾不乾淨？』」
一場全台灣人擠入的河畔燈會，成為愛河整治與高雄城市文化轉型的起點。那是2001年。
20多年後的現在，高偉倫見證愛河髒兮兮也辦燈會的過去，也看到一條河如何喚起高雄市民的榮耀感乃至台灣人民的關注，促使政府投入資源整治愛河。
也因此，比起複製貼上台北政府或企業治水經驗，他更在乎的是：如果一條河是一個城市的臉，高雄的水，要怎麼照見我們的樣子？
去逛過淡水河嗎？從親近河流開始的企業實踐
2011年，明緯集團啟動「我愛淡水河」計畫。當時，企業週六仍上班，創辦人林國棟安排三百多位員工，走一趟淡水河。有人走路，有人騎車，也有人開車，目的是讓大家重新與河連結，然後回到公司，分享他們看到的淡水河是什麼樣子。
這場行動沒有急著談責任，而是從「靠近」開始。
「創辦人常常問我，魚能不能吃了？」王憲政分享，「因為如果魚能吃，代表生態真的回來了。」他笑說，林國棟面試新進員工時，一定會問：「你去過淡水河嗎？沒有的話，去一趟，再回來面試。」
對明緯來說，讓員工了解淡水河的第一步是「親近」，再來是參與。當水質逐漸改善，公司便安排水上活動，讓員工實際感受變化，也讓「淡水河治理」從制度語言，轉化成為一種可以體驗、可以談論的事。
「企業下了一個想法或承諾，就應該永續執行它。」王憲政說，「汙染母親河，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我們要在這一代償還。」
隨著淡水河水質改善，明緯也將行動擴展至流域周邊。他們啟動為期五年的「社子島守護森林計畫」，盤點當地動植物樣態，協助環境重建，讓對河的關心，不再只停留在水體，而是朝整個生態系統擴展。
一條河能不能共治？企業遇見的制度門檻
然而，單憑企業一方的熱忱，仍難以獨力應對水治理的結構性挑戰。實務上，企業經常面臨資源與資訊的雙重限制。例如：要判斷水質是否改善，必須取得長期穩定的數據資料；但當公部門資訊尚未公開透明，即便企業願意投入，也常使不上力。
這樣的經驗，促成「透明淡水河」倡議的誕生——由企業與公民團體共同合作，建立開放的監測平台，讓資訊回到民眾手中，也讓流域治理有一套可循的模式。
彷彿海軍陸戰隊般的明緯，總是「遇到問題就找辦法」，也因此在過程中推動了政府思維的轉變——企業不是外部聲音，而是治理的一部分。
從「人本」到「自然本」：都市裡的河怎麼活
林洙宏指出，早期政府以「人本」為出發點，強調公務系統服務市民的邏輯，沿河設施不斷加碼——河濱公園、自行車道、停車場、高齡設施。但這些設施的維護與管理，逐漸形成壓力。
「現階段，我們希望不再只是人為主，而是轉向自然為本。服務動植物、重視棲地營造。」他舉例，紅樹林的適度疏伐，是為了讓水鳥有地方站；這不只是生態考量，也是一種管理觀念的轉向。「未來，如必要，將配合修法，讓企業更能夠參與。」
林洙宏以內湖金瑞治水園區為例，說明當企業投入河川認養與維護，不僅達成治水目的，更讓原先只是滯洪池的空間，成為孕育生態多樣性的場域——目前已記錄到69種蜻蜓，包括保育類無霸鉤蜓，佔台灣1/3以上（台灣有161種蜻蜓），成為北部區域人民賞蜻蜓飛舞的秘境。
大河的夢，需要集體來許
論壇尾聲，高偉倫問：「如果今天有一間高雄的在地中小企業來問：我不是大企業，但我也想守護一條河，我可以做什麼？」
王憲政有一個簡單的邀請：「寫下來，你願意為你家鄉的河川做什麼事。」他以戒律為喻，「寫下來後，就像師父叮囑你不要殺生。你心裡會有一道界線。」
河川的復原，不只是政府的任務，也不只是企業的責任，而是這一代人對下一代的承諾。
林洙宏起許自己「不要成為汙染源」。事業廢水、家庭汙水、個人習慣，每一項都是水污染的來源。而家庭汙水的接管、個人意識的建立，是當前最基本、也最實際的參與起點。
我們想留給孩子的河流，是什麼樣子？王憲政說，不該是垃圾堆積的斷層面，而是回到記憶中的模樣——有魚、有水、有走一圈回來仍願意分享的河。
那是一條，值得水系公民引以為傲的大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