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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三公投】黃國昌:核電的抽象風險是科技可控的;吳亞昕:沒人有資格為了用電把核廢風險留給下一代

【核三公投】黃國昌:核電的抽象風險是科技可控的;吳亞昕:沒人有資格為了用電把核廢風險留給下一代

核三延役公投的正方代表民眾黨黨主席黃國昌說,核三延役能解決台灣的能源短缺、國家安全挑戰及台電虧損問題,並說核廢料處理技術已有新進展。

台視

核三延役公投第四場電視意見發表會聚焦「核廢料處理」與「世代正義」兩大主題。正方代表、民眾黨黨主席黃國昌主張,核三延役能解決台灣的能源短缺、國家安全挑戰及台電虧損問題,核廢料處理技術已有新進展,美國、歐盟,甚至曾經歷福島核災的日本都重新擁核;反方代表、親子共學暖暖蛇共學團自學畢業生吳亞昕則主張,核三延役是對世代的不正義,核廢料及核三的安全與永續性也有疑慮,他強調要發展再生能源,能源要轉型不可能沒有陣痛期。

黃國昌:國際有技術適合台灣處理核廢料

黃國昌指出,執政黨推行非核家園、2025再生能源佔比20%的目標都無法達標,讓台灣出現用電缺口,是錯誤的能源政策,只能以火力發電長期全開彌補,導致中南部空污加劇、民眾健康受損。他說,同時昂貴的再生能源也導致台電財務惡化,累積虧損超過4,000億元。

黃國昌說,台電偷偷重啟操作許可早就到期的高雄興達燃煤電廠,就是台灣的缺電證明;而強推再生能源也讓台灣土地佈滿光電板,但這些光電板颱風一來就被摧毀,污染環境。他說,「核電的抽象風險是科技可控的,但是光電的具體危害卻是現實發生的。」

黃國昌強調,非常多國際友人提醒台灣,至少需要保留一座核能發電廠,才能在國家安全遭受威脅的時候,提供基本的電力需求。美國商會的2025台灣白皮書也直指台灣半導體、AI等關鍵產業面臨供電不足風險。他質疑,若不重啟核三,在AI時代來臨之際,電從何而來?

黃國昌指出,美國、歐盟及日本近年均重新擁核,像是今年美國總統川普就簽署行政命令,先是要重振核工業的基礎,確保能源獨立及國家安全;今年六月,歐盟也公布了核能發展新藍圖,明確表示增加核能投資,推進環境永續、能源轉型及工業競爭力;日本在經歷福島核災後,仍通過第七次能源基本計畫,目標2040年核電佔比達20%。

黃國昌表示,國際間已有的深孔地質處置技術(Deep Borehole Disposal, DBD),能將高階核廢料注入地表下三至五公里的結晶岩層,藉由天然屏障實現長期隔離。與傳統深層地質處理(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DGD)相比,DBD 不僅節省空間、施工風險低,也因工程規模較小而降低成本,對地狹人稠的台灣尤其適用,也是關鍵優勢。

他批評,負責核廢料選址的「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超過四年未召開會議,直到今年才開始研擬最終處置場選址法案。事實上,政府早已派員赴芬蘭、瑞士等國的高階放射性廢料處置場參訪,並簽署合作備忘錄,協助台灣規劃最終處置場選址。在場址尚未確定前,用過的核燃料棒可安全存放於核電廠內的乾式貯存設施中,且可穩定保存至少四十年,為後續處置爭取充分時間。

核三延役公投的反方代表親子共學暖暖蛇共學團自學畢業生吳亞昕主張核三延役對世代的不正義,質疑核廢料及核三的安全與永續性,強調能源要轉型不可能沒有陣痛期。圖片來源/台視

反方吳亞昕:當代責任是選擇安全的能源,不該將同樣的苦難遺留給未來世代。

吳亞昕指出,地質科學早已確認核三廠所在地存在重大安全隱憂。核三廠於 1980 年代興建,當時的地質調查能力與今日相比有極大落差。根據福島核災後台電重新啟動的地質調查報告,恆春斷層被歸類為活動斷層,且直接穿越核三廠廠址,距離反應爐不足 900 公尺。

她說,雖然核三廠曾進行耐震強化,但原始設計僅能承受 0.4G,而實際可能面臨的地震強度高達 1.384G,約為 921 大地震的三倍,即便強化至 0.72G,仍遠低於國際核能安全標準。

吳亞昕表示,斷層的危險不僅來自劇烈搖晃,更可能引發「地表變形」,造成建築傾斜甚至倒塌,花蓮 0403 大地震的災情就是警示。她強調,在斷層帶上的核三廠,即使建築物再能抵抗搖晃都沒有用。因此美國曾選擇將位於活動斷層上的核電廠除役並遷走核廢料,日本法律更明文規定,若核電廠底下存在活動斷層,不得重啟運轉。

談到核災風險,她呼籲台灣應以 2011 年福島核災為前車之鑑。事發至今已 14 年,仍有 2.4 萬名居民無法返家,許多青少年罹患甲狀腺癌或需長期檢查。

她引用一封來自 21 歲福島青年的信,描述核災如何徹底改變其人生,強調核災影響範圍廣大、重建耗費巨額時間與資源,並提醒台灣年輕人不要將其視為遙遠國家的事件。

她提醒,若核三廠發生事故,屏東可能有 10% 土地需永久撤離,全台約 2% 土地受影響,方圓 130 公里內漁獲無法食用,對家庭生計與農漁業發展將帶來長遠衝擊。

身為年輕世代的一員,吳亞昕質疑使用核能涉及社會正義的問題。她指出,核廢料的存在時間長達數百年,甚至更久,沒有人有資格僅為了當代的用電需求,就將風險轉嫁給下一代,並批評核三延役是「不斷延後責任的能源政策」。

她舉例,德國政府在福島核災後宣布走向非核家園,並成立道德倫理委員會。該委員就會建議,處理核廢料的首要前提是停止核電廠運作,因為唯有停止新增,才能精準估算總量並制定有效處理方案。

針對黃國昌主張的核能佔比,她質疑,若重啟核三僅能供應 3% 至 5% 的電力,而民眾黨規劃 2030 年核能佔比達 10%,剩餘的電力從何而來?是否打算重啟早已除役的新北核一、核二廠?

吳亞昕坦言,燃煤發電雖曾是經濟支柱,卻帶來嚴重空污與碳排。2024 年總統大選中,各黨對再生能源佔比的目標皆落在 27% 至 30% 之間,顯示再生能源是台灣未來方向的共識。

她呼籲,既然有共識,就應直面再生能源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而非一再污名化;即便對核能存在分歧,也應透過對話討論尋求共識。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既然叫做能源轉型,就代表我們必須做出改變,而改變的過程必定會帶來種種的困難。台灣的能源轉型,包括如何減少燃煤、如何增加再生能源,其實都還是現在進行式的問題。」

吳亞昕重申黃國昌 2018 年的原話說:「核電終究不是面對這些問題唯一的解方,更不是良好的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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