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科技碰上地緣政治，誰有能力主導技術應用，誰就是本世紀的霸權國家！科技與關稅戰波濤洶湧，經濟強國正蠢蠢欲動，但這場新的工業競爭，能搶奪先機的關鍵不再只是新技術的發明，而是誰能先做到通用技術的擴散。
2018年，金磚五國齊聚南非的約翰尼斯堡，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首的五國，探討如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搶占先機。這場峰會不同於以往的口號式宣示，象徵著新的國際格局正逐漸浮現。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從英國的紡織業、德國的化學工業，到美國的晶片，每一次工業革命都為某些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優勢，同時也讓曾經的霸主逐步走向衰退。然而，霸權的誕生與更迭，從來不只是「誰最先發明了什麼」這麼簡單。
真正影響長遠競爭力的，是「通用技術的擴散」。這觀念打破傳統認為，掌握「領頭羊產業」即可主導全球競爭的迷思。創新固然可能在短期內集中於少數大國，但能否將技術普及化，並與教育制度、上下游產業鏈與社會結構緊密結合，才是國家能否將創新轉化為持久優勢的核心所在。在AI時代，若要拔得頭籌，唯有動員全國之力，打造完整的技術擴散體系。
當人工智慧、量子運算、生物科技等顛覆性技術加速演進時，OpenAI創辦人奧特曼甚至預言，人類將在未來百年迎來史無前例的進步。面對這股浪潮，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技術驅動的權力轉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從18世紀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到今日的AI革命，歷史不斷提醒我們，科技始終是推動國際權力更迭的核心驅動力。
接著我們將跨越三個世紀，全面剖析科技如何改寫大國興衰、從歷史規律中，回顧三場工業革命如何塑造霸權轉移的進程，並進一步揭示第四次工業革命下，美中科技競爭的深層邏輯。透過這樣的系統化視角，我們不再只是從零散新聞中捕捉片段，而能真正理解技術革命背後的權力結構。
第四次工業革命將不是短跑，而是一場漫長消耗戰。AI只是序幕，真正決定勝負的，是哪個國家能建立最堅實的「技術擴散基礎建設」。
以下為精選書摘：
金磚峰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宣告
2018年7月，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在約翰尼斯堡召開會議，會議主題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共謀包容增長和共同繁榮」。這個主題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比較具體。金磚五國合計共占世界約40％的人口和25％的經濟產出，它們過去的峰會用過一些含糊的口號，例如「深化金磚夥伴關係，開闢更加光明未來」和「展望未來、共享繁榮」。除了2018年的峰會主題，金磚五國領袖在這次會議上的談話內容，也凸顯他們確信世界正在經歷一場重要的技術變革──重要到值得稱之為「第四次工業革命」。
在整個會議期間，這五個主要新興經濟體的領袖宣稱，現行技術轉型是加快經濟成長的難得機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對另外四國的領袖致詞時，闡述了此一想法的歷史意義：從18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械化，到19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氣化，再到20世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資訊化，一輪又一輪的顛覆性技術創新根本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
習近平談到最近人工智慧（AI）之類的先進技術正在不斷突破，並且表示：「如今，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雖然那次金磚五國峰會沒有明確討論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如何重塑國際經濟秩序，習近平這番話的涵義已悄然浮現。在接下來幾個月裡，中國的分析師和學者深入討論習近平談話內容，尤其是他提到的顛覆性技術創新與全球領導地位轉變之間的關聯。中國共產黨權威刊物《學習時報》網站發表了一篇關於習近平演講的評論，詳述以往科技革命的地緣政治結果：「英國抓住第一次工業革命先機，確立了引領世界發展的生產力優勢……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美國從英國手中奪得先進生產力主導權。」中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在分析習近平的談話時表示，中國比美國更有機會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中勝出。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主要思想家對技術革命可能導致權力移轉的想法也有共鳴。拜登總統在上任後的第一場記者會上強調，美國必須在新興技術的競爭中「掌握未來」，他並矢言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目標「不會在他任內實現」。2018年，美國國會成立了人工智慧國家安全委員會（NSCAI），這個有影響力的機構召集主要政府官員、技術專家和社會科學家，研究AI對國家安全的影響。NSCAI的最終報告長達756頁，將AI的潛在影響與過去的重要技術如電力相提並論，警告美國若不為「AI革命」做好充分準備，其科技領導地位很快將被中國取代。
這些籠統的敘事高度關注矽谷或北京中關村的最新技術進步，但忽略了新興技術如何影響權力移轉。技術革命如何影響大國的興衰？過去幾次工業革命塑造全球權力格局的方式，是否存在某種可辨識的模式？如果這種模式真的存在，又將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第四次工業革命和美中技術競爭？
關於技術變革驅動權力移轉的傳統觀念
國際關係學者早就觀察到顛覆性技術突破與大國興衰的關係。正如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言，一般而言，這個過程涉及國家之間出現「經濟成長率和技術變革的差異，使得全球經濟格局隨之改變，進而逐漸影響政治和軍事格局。」但是，一如現在人們對新技術如何影響美中權力格局的揣測，國際關係文獻基本上沒有解釋技術變革如何創造讓大國獨領風騷的條件。學術界仔細研究了經濟格局的變化如何影響大國的全球軍事和政治霸權，但仍有必要進一步研究甘迺迪因果鏈中的起始點：技術變革與大國之間長期成長率差異的關聯。
在那些真的審視技術變革如何影響經濟權力移轉的研究中，標準的解釋強調在快速成長的新興產業，也就是俗稱的「領頭羊產業」（leading sectors）掌控了關鍵技術創新。根據這種邏輯，英國當年之所以成為世界上生產力最強的經濟體是，因為它掌控改變其蓬勃發展的紡織業的新技術，例如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珍妮紡織機（spinning jenny）。同樣道理，德國掌握了化學工業的重大技術突破，是它後來能夠挑戰英國經濟強權的關鍵原因。
從歷史分析基礎切入，領頭羊產業論認為，在重大技術變革期間，全球經濟權力的天平會傾向「最先引進最重要創新的國家」。
領頭羊產業創造的利益為什麼會主要由某些國家獲得？各方解釋不盡相同，但多數強調國內制度是否契合顛覆型技術的需求。在一般層面上，有些學者認為，新興強國之所以能夠快速適應新的領頭羊產業，是因為它們不像比較成熟的強國那樣，受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束縛。 另一些學者比較重視特定因素，例如政府的集權程度和產業治理安排。所有這些觀點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聚焦於使一個國家能夠率先在新興產業取得重大突破的制度。例如在英國崛起這個例子中，許多有影響力的歷史敘事都強調英國支持「英雄」發明家的制度。同樣地，關於德國領頭羊產業成功的敘事，也將鎂光燈打在德國對科學教育與工業研究實驗室的投資。
領頭羊產業模型的籠統論述，深刻影響了學術和政策制定圈子。在界定了相關領域的一些文本，包括羅伯．吉爾平（Robert Gilpin）和保羅．甘迺迪的著作中，便用了領頭羊產業模型來描繪大國興衰。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Drezner）在一篇回顧國際關係學術研究的文章中，概括了他們的結論：「歷史上，大國是藉由近乎壟斷領頭羊產業的創新而獲得霸權地位。」
領頭羊產業論也啟發了中國挑戰美國科技領導地位的當代爭論。在關於中國可以如何利用新一輪工業革命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一場演講中，習近平呼籲中國發展成「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另一方面，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面對中國在AI等新興技術領域實力日增的情況，也認為相關競爭的關鍵在於哪一個國家能夠在新的領頭羊產業革命性突破。
是誰先做到的？哪個國家先創新的？我們看到令人驚嘆的技術突破時，傾向將焦點放在最初的驚喜發現，而這非常自然。一如習近平在金磚五國峰會的演講，現在的領袖提起過去的工業革命時，會訴諸同樣聚焦於創新時刻、關於技術進步的歷史敘事。經濟學家暨歷史學家內森．羅森柏格（Nathan Rosenberg）這麼診斷這些以創新為中心的觀點：「新技術被採用和融入生產過程的速度受到的關注少得多，甚至完全遭忽視。事實上，新技術擴散過程往往被當成不存在。」但是，如果沒有卑微的技術擴散工作，即使是最了不起的進步也無關緊要。
認真考慮擴散問題，就會對技術革命如何影響大國興衰提出不同的解釋。以擴散為中心的框架會探討，當圍繞著創新的炒作過去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它不大關心哪個國家率先引入重大創新，而是將重點放在為什麼有些國家在適應和大規模應用新技術的成就上，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正如下一節所概述，此一替代理論指引了一條關鍵，也就是在技術變革時期支撐大國領導地位、與眾不同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那些讓與基礎技術有關的工程技能和知識基礎得以普及的制度。
作者：傑佛瑞・丁（Lyn Alden）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在研究工作上與美國智庫外交政策研究所、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和AI治理中心（GovAI）有合作。研究議程涵蓋新興技術與國際安全、創新的政治經濟學，以及中國的科技能力。研究成果已經或即將發表於《歐洲國際安全期刊》、《外交事務》、《國際研究季刊》、《國際政治經濟學評論》和《安全研究》，並獲《華盛頓郵報》和《金融時報》等媒體引用。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5/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