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戰爭時代的今天，美元、晶片與供應鏈，比航空母艦更致命。過去摧毀一國經濟需要港口封鎖、城市圍困，如今美國只要在官網上發布一紙命令，就能癱瘓對手的金融命脈。這場無聲卻強大的戰爭，戰場是全球經濟體系中那些看似尋常卻至關重要的「鎖喉點」。那麼，美國過去又如何在俄羅斯、中國、伊朗身上演繹這種「經濟鎖喉戰」？看似平和的全球化，又如何在21世紀淪為大國博弈的前線？
千年來，帝國爭奪博斯普魯斯海峽，如今則換成大國競逐金融與科技的控制權。21世紀的「鎖喉點」已不僅存在於地理，而是轉移到美元結算、海運保險、晶片專利與供應鏈節點。這些看似抽象卻至關重要的環節，正在成為經濟戰爭的主戰場。
歷史舞台上的鎖喉點，如何從地理位置移轉至新戰場？
世界上有些地方，單憑地理位置，便不斷在歷史的舞台上反覆登場。博斯普魯斯海峽正是這樣的地方——這條狹窄的水道穿過伊斯坦堡市中心，標誌著歐亞分界，同時連接富饒的黑海與地中海港口，通向更遠的大洋。這裡是文明交匯、權力角力之地，帝國曾在此興起，也在此衰亡。
在公元前五世紀，雅典仰賴博斯普魯斯海峽輸送烏克蘭穀物與克里米亞魚乾維生。斯巴達深知其重要性，最終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切斷補給，使雅典因飢餓而亡國。七百年後，君士坦丁在此建立君士坦丁堡，繁榮千年，直至奧斯曼攻陷，成為帝國興衰的舞台。從克里米亞戰爭到一戰，列強爭奪不斷。博斯普魯斯之所以屢屢登上歷史舞台，正因它是典型的「鎖喉點」：掌握者可立於權力之巔，封鎖者能讓敵國屈膝。
2022年12月5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仍在不遠處肆虐，博斯普魯斯口岸出現驚人場景：數十艘巨大油輪綿延成海上壅塞長龍，無法通過。全球最繁忙航道之一就此停擺，一場經濟混亂一觸即發。
2022年12月，博斯普魯斯海峽罕見壅塞，數十艘俄油輪無法通行，並非戰艦封鎖，而是美歐「石油價格上限」政策生效所致。當日凌晨0:01起正式生效的美國與盟友新規定：凡以超過每桶60美元價格出售的俄羅斯原油，禁止美歐公司承運、保險與融資。這一「價格上限」政策，意圖削弱克里姆林宮的石油收入，進而打擊其戰爭能力。
美元與晶片，比航母更致命
這並非戰艦封鎖，也非航運事故。癥結在全球九成以上海運保險掌握在西方手中西方政府便借此壟斷優勢，進行經濟封鎖。即便土耳其未正式支持該政策，其官員也擔憂若准許未符保險要求的油輪通行，一旦發生溢漏或事故，後果難以承擔。為此，他們要求每艘油輪出示額外保險證明，導致海上交通壅塞。
幾段美國財政部官網上更新的技術性文字，就足以令全球重要水道陷入停滯——這是現代經濟戰爭的真實力量。從2014年起，美國便透過這種手段對俄羅斯施壓——制裁、限制、斷金流。這些來自不知名官員的行政命令，在全球掀起連鎖效應，重塑經貿與金融格局，也重新定義世界秩序。
這正是美國當前對外政策的轉向：軍事不再是首選，經濟武器成為主力。制裁、出口管制、投資限制，取代炸彈與坦克，主導地緣戰局。
這場「不戰而勝」的策略背後，美國的力量來自金融與科技的全球支配力——不是將軍、不是士兵，而是律師、外交官、經濟學家與跨國企業的執行長，成為這場戰爭的主角。事實上，早在1958年，諾貝爾經濟學家湯瑪斯・謝林就指出：「經濟戰爭，是用經濟手段對敵國造成傷害或以威脅方式施壓。」與傳統軍事手段的不同，在於其非暴力特性。但在全球化交織之下，這些非暴力戰術影響迅猛，連鎖反應難以控制。
回顧冷戰後的新自由秩序，許多金融菁英（如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花旗執行長沃爾特・瑞斯頓）都認為「市場主宰一切」，而非國家。瑞斯頓更在1992年預言，政府將逐漸喪失調控能力，真正主導歷史進程的，是串聯全球資金與資訊流的金融體系與科技基礎建設。
然而，在這樣的體系中，也悄悄孕育了另一種「戰略關鍵點」：美元地位、國際結算系統、技術專利、先進晶片……這些都成為美國得以發動新型經濟戰爭的關鍵控制環節。
以下為精選書摘：
新的長征與稀土籌碼
江西省是中國東南方的內陸省分之一，向來以綿延的山脈與茂密的森林而聞名。當年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在此地蟄伏時，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共產黨政府。江西省也是「長征」的起點，後來，共產黨這段耗時一年、橫跨全國達6,000 英里的殘酷集體戰略轉移行動，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神話。
川普政府正式以出口管制打擊華為後5 天的2019 年5 月20 日，習近平與他的首席貿易談判官兼兒時好友劉鶴一同前往江西，到長征集結的出發地獻花致敬。習近平在當地群眾的歡呼聲中宣示：「此刻我們站在長征的出發地，是為了緬懷紅軍啟程的那個時刻。」「現在是新的長征，我們要重新再出發！」鑑於美國不久前對華為採取的行動的確令人震撼，習近平當天的說法似乎帶有挑釁的意味。
江西省不僅因它的歷史而顯赫，這個地區還擁有非常多大型稀土加工設施，習近平趁著這次行程，順道參觀了其中一個設施。（中國坐擁全球已知最大的稀土礦藏，而且中國企業在將稀土加工為必要工業原料的生產鏈中占有支配地位。）中國在稀土貿易的主導地位，賦予它巨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早在2010 年，北京當局就曾停止對日本出口這些礦物，藉此展現那股影響力。華為仰賴來自美國的晶片和軟體，一如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仰賴來自中國的稀土。 鄧小平曾說；「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
習近平到江西省參訪後幾天，有人在中國經濟計劃局的線上公告欄貼出了一則疑問：「稀土能否成為對抗美國無端打壓的反制武器？」中國共產黨的官報《人民日報》則出現了中國在1962 年對印度開戰以及在1979 年攻擊越南前，也曾在該報出現的一句不祥台詞：「別說我沒警告你。」
對北京當局來說，美國對華為實施出口管制的那一天就是個轉捩點。在那一天到來之前，多數中國官員都還是認為川普不會想發動博明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其他鷹派成員所倡議的那種經濟戰爭，因為那種戰爭太曠日廢時；他們認為，川普之所以表現得對中國非常強硬，目的是為了速戰速決，盡快實現經濟「勝利」—而一旦他宣布戰勝這場貿易戰，美中關係自會回歸正常。不過，川普對華為做出的決策讓中國官員們的上述信念開始動搖。一名中國官員說：「從此以後，中國對貿易戰的觀點達到一個分水嶺。」「事實清楚顯示，美國的動機不僅僅是貿易，還包括政治性和策略性的動機。他們想阻止中國變得更強大。」
5 月底時，中國商務部宣布將編列它自己的「不可靠實體清單」，這是為了和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打對台。不過，中國官員做出這個宣示時，並未透露太多細節，只是暗示他們計畫列出疑似「危害中國企業合法權利與利益，並危及中國國家安全與利益」的外國企業黑名單。北京當局也訴諸較不正式且較傳統的經濟作戰術，像是召見微軟、戴爾電腦（Dell）、三星和其他外國企業的高階主管並提出威脅：若它們遵守美國對華為的出口管制，必須自負嚴峻的後果。
華為受創，美企連帶受傷
然而還是有幾家公司繼續遵守美國的出口管制，在短短幾天內就切斷和華為之間的往來關係。和華為切割的大型企業之一是谷歌。華為在中國以外銷售的多數智慧型手機都必須仰賴谷歌安卓（Android）作業系統的某個專屬版本，但事態發展至此，華為已經不得不放棄使用這個作業系統。未來華為的智慧型手機用戶將不再能存取谷歌的Google Play商店（它是行動應用程式市場上最大的商店之一），也不能使用諸如Gmail 與 YouTube 等谷歌公司產品。即使是現有用戶，最終也無法收到軟體更新。
華為的智慧型手機很便宜，所以需求相當高，但如果華為的手機缺少世界上最基本且最普及的應用程式，就很難說服消費者購買它的手機（不過長久以來，中國禁止在境內使用谷歌，所以該公司決定拋棄華為一事，並不會影響華為在中國國內的銷貨收入）。光是在5 月，華為的國際智慧型手機營業收入就遽減了40％。即使是永遠自信滿滿的任正非都因為太過震驚而無法立即做出回應。任正非說：「我們原本並不認為美國會以那麼大的策略和決心來攻擊華為。」他估計，他的公司將需要減少300 億美元的智慧手機產值。
但相反的，出口管制似乎幾乎沒有影響到華為的5G 業務。誠如該公司的首席策略規劃人員所言，任正非「總是主張，經營事業必須隨時準備好B 計畫，」該公司當然也一直都有備用計畫。美國政府在一年前對中興通訊下達拒絕交易命令後，華為就開始防範性地囤積半導體與其他關鍵零組件。它儲備了興建5G 基地台所需的一年份晶片，這意味儘管美國的供應商停止對華為供貨，該事業部的工作至少將繼續順利進行一段時間。在華為被納入實體清單後2 個月，它還另外爭取到11 份5G網路合約。
然而，美國的晶片製造商卻已感受到美國制裁華為的餘波。高通公司（5％的營收來自華為）的股價下跌，其他美國半導體公司的股價也難逃此一命運。原本力促美國對福進晉華實施出口管制的美國晶片製造商美光科技，一樣遭受嚴重的打擊。華為是美光的單一最大客戶，它對這家中國企業的年度銷售額高達數十億美元，換言之，美光科技有超過10％的年度營業收入正面臨嚴厲的考驗。
（華為的出口管制是中美經濟戰的主戰場之一。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
美光科技執行長桑賈伊·梅洛特拉不久後就回到華盛頓，不過這一次他並不是來主張實施出口管制的，而是來反對實施出口管制。梅洛特拉力促美國制裁福建晉華集成電路公司時，梅努欽對他的訴求處處掣肘，但如今，這位財政部長卻成了他的盟友。梅努欽陪同梅洛特拉與來自半導體產業協會理事會裡的其他企業高階主管，到商務部拜會威爾伯·羅斯。梅努欽和那些晶片公司高階主管在一場被某商務部官員形容為「帶有惡意」的簡報當中，詳細闡述他們認為美國企業勢必將因華為禁令而折損鉅額營收—甚至有可能整個產業因此崩潰—的論點。他們主張，羅斯應該將華為從實體名單中剔除，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至少應該減輕對該公司的懲處，好讓美國能大致一如往昔地維持和華為之間的生意往來。
不過，羅斯的立場還是非常堅定，但曾長期在商場打滾的他也能深刻理解那些企業高階主管的憂慮。他們的公司和華為之間的業務往來非常龐大，畢竟它是出手向來大方且合法的生意對象；事實上，不久前華盛頓當局還鼓勵他們多和華為往來。這些企業和華為之間的關係，正是經濟相互依賴的體現，而根據華盛頓當局原本的盤算，經濟上的互相依賴理應能鼓勵中國採納民主改革，並善加維護北京與華盛頓當局之間的關係。
在這些憂心忡忡的企業高階主管眼中，美國對華為出手一事，似乎代表著一場更大規模經濟戰的開始。如果出售零組件給華為會傷害到美國的國家安全，那麼，銷售零組件給其他中國科技業公司又代表什麼意義？商務部將華為納入實體清單一個月後的一個決定―對中國超級電腦製造商中科曙光（Sugon，該公司也和很多美國企業關係密切）實施出口管制―加深了這些憂慮。這個決定似乎顯示，根據邏輯推論，川普政府這些作為的最終目的，是要更大規模促成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技術脫勾。美中科技業之間苦心經營的幾十年關係，很可能就此一拍兩散。
美國內部分裂與企業反彈
到了 6 月，習近平又打了一通電話給川普。習近平以他先前成功為中興通訊爭取到減輕罰則的手法，懇求川普給華為一次機會。但這一次，他在懇求之餘，卻也夾帶了威脅：如果華盛頓當局不放過華為，整體美中關係將會受害。由於此時川普依舊把爭取貿易協定視為他的最高優先目標，所以他非常嚴肅看待習近平的威脅，並暗示可以把撤銷華為禁令列為美中貿易談判的一環。
10 天後的另一場二十大工業國集團高峰會結束後，川普和習近平在日本大阪的帝國酒店（Imperial Hotel）面對面親自溝通。習近平再次力促解除對華為的懲處，而急於重新上貿易談判桌的川普，就這麼給了習近平一個甜頭。川普在隔天的記者會中暗示，他將減輕對華為的禁令。
川普總統證實：「美國企業可以將它們的設備賣給華為。我們所說的設備是指不涉及重大國安問題的設備。」川普在為自己的180 度大轉彎辯護時解釋，美國企業「對無法銷貨給」華為「不怎麼開心。」不過，外界並不清楚川普這次讓步的確切性質以及他讓步的程度，但總之華為非常興奮，而波頓、博明和其他國安官員則是怒火中燒。
中興通訊制裁案被大逆轉的情況好像再次上演了，而且這一次的規模更大，且影響更嚴重。必須為落實川普的政策負起終極責任的官員—威爾伯•羅斯—急忙出面滅火。就在川普的記者會結束後不久，羅斯就解釋，華為依舊被列在實體清單，但商務部將根據個案的具體狀況，考慮發放許可證給銷售特定商品給華為的美國企業，「前提是不會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他強調，商務部將以「推定禁止」（ presumption of denial）的原則，詳細 審查所有許可證申請案件。
接下來幾個月，商務部收到了美國企業界提出的數百件許可證申請，這些企業全都尋求銷貨給華為。政府官員為了制定一致的案件評估標準而傷透腦筋，在此同時，申請案件仍持續增加。但就在這些案件待審之際，美國的半導體公司卻找到了能規避出口管制的合法管道。那些企業找到的漏洞非常多，那局部是因為商務部（不同於財政部）過去10 年未曾上過經濟作戰的最前線。舉個例子，在美國境外製造晶片的美國企業，依舊可以在未取得許可證的情況下出售晶片給華為。這些企業也繼續出售晶片給表面上未被列入實體清單的華為子公司。
這些半導體公司一熟練上述的鑽漏洞手法，就火力全開地利用那些方法來獲取最大利益。美光恢復對華為銷售記憶體晶片，該公司的股票也隨之大漲。英國主要晶片設計公司ARM 最初也因它主要仰賴美國的智慧財產，而暫停和華為之間的業務往來。不過，ARM 不久後也180 度大轉彎，因為該公司判定它對華為的銷售屬於「源自英國的技術」。
出口管制的啞彈效應
儘管美國對華為祭出的經濟武器確實一度對該公司造成痛苦，但這件武器後來卻漸漸變得像顆啞巴彈。這件武器雖成功使華為在中國以外的智慧型手機銷售量歸零，但該公司卻藉由國內的促銷活動來彌補這些損失。關鍵的是，華為的5G 業務依舊毫髮無傷；事實上，它還是繼續占有支配地位，前後共累積了60多件商務合約。
到2019年第三季結束時，華為的總營業收入已達到860 億美元，幾乎比一年前的同期增加了25%。華為先前為了防備這類不測事件而囤積的大量5G 零組件也幫了大忙。不過，該公司營運如此有韌性的最重要原因是：美國的出口管制根本沒有強大到足以逼迫多數全球性企業對那麼巨大的客戶敬而遠之。
在此同時，儘管美國企業逃過了最糟的結局，卻依舊對華為禁令所造成的扭曲憤恨不平。過去投資美國本土的美國晶片製造商非但沒有得到獎勵，反而遭到差別對待，因為它們從此不能把在美國國內生產的半導體銷售給華為，相反的，將製造活動遷移到海外的競爭者，卻反而因為沒有受到出口管制的約束而蓬勃發展。這個結果製造了一種促使業者將更多生產遷移到海外的反常誘因。
更糟糕的是，位於日本、南韓和台灣等地的競爭對手，更是絲毫未受制於華為銷售禁令，所以那些業者可以盡情為這家中國巨擘供應它不再能從美國採購的產品。說穿了，美國企業拒絕為超級大客戶華為供貨的作法，只是平白讓外國競爭對手撿到一筆大業務而已，華為本身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受苦的只有美國企業。一個會產生那種結局的政策當然沒有任何邏輯可言，它終將搞得美國方面的所有人—從諸如博明等國安官員，到諸如梅努欽等經濟官員，乃至企業界本身—最終全都不滿意。
到2019 年夏末時分的情勢已清楚顯示，美國的出口管制對華為造成的損害，遠遠比不上那類管制對中興通訊與福建晉華所造成的傷害。華為依舊勢如破竹地繼續在全球5G 市場上攻城掠地，絲毫未受這些出口管制的影響，雪上加霜的是，美國政府實施那些出口管制後，不僅促使北京當局積極研擬新型的報復性經濟武器，更激怒了美國產業界。儘管當時的商務部已成了經濟戰的重要指揮中心之一，但突然之間，它的彈藥庫卻看起來不再那麼強大了。
史都華．李維早在此前10 多年前就領悟到一個道理：光是阻止美國企業和伊朗做生意，還不足以對伊朗經濟體系構成嚴重的壓力—必須讓世界各地的企業離開伊朗市場，才能構成足夠的施壓力量，而且華盛頓當局確實有能力敦促全球的企業這麼做。事實證明，這個邏輯也適用於華為的步步進逼。
對華為開出第二槍
裴洛西在講詞中明確表示，她至少在一個議題上和川普的看法一致。裴洛西說：「在場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接下來說的話不中聽，但既然你們希望我坦誠相待，就請恕我有話直說，」「那就是5G 和網路安全的主題。」她接著說：「中國正尋求透過它的電信業巨擘—華為—來輸出它的數位獨裁統治，同時威脅對不採納其技術的國家展開經濟報復。美國已認清華為是個國安威脅，為了限制它和美國企業的接觸，我們已將它納入實體清單。各國不能只基於財務上的權宜考量而將我們的電信基礎建設割讓給中國。那種欠缺考慮的讓步只會讓習近平更肆無忌憚地破壞民主價值觀、人權、經濟獨立性與國家安全。」
裴洛西斷言，如果歐洲國家還是堅持原訂計畫，放手讓華為興建其5G 網路，就跟選擇「獨裁放棄民主」沒兩樣。裴洛西的犀利言詞讓宴會廳裡的很多人感到震驚。她結束那一席演說後，在場有人提問：「這是否代表您實質上認同川普總統的對華政策？」
裴洛西回答：「我們在那方面的確是有共識，」她說：「你絕對不會想把那個權力交給中國解放軍一手成立的實體，但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不懂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她直言任正非終其一生職涯都和中國軍隊之間維持密切的關係。她接著說：「這是最陰險的侵略形式。」「（不該）放任價值觀與我們截然不同的獨裁政府來主導我們的5G 電信線路，」當時距離美國總統大選才剩下10 個月，世界各國的領袖原本打的如意算盤是，橫豎川普在位的時間已經不多，所以，他最念茲在茲的議題就拖到他卸任後再說。不過，裴洛西的評論清楚顯示，華為的問題可不是拖過這次總統大選就會自然消失。
美國國務卿麥克．龐佩奧和國防部長馬克．艾斯培（Mark Esper）在隔天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中發表的談話，也呼應了裴洛西的說法。龐佩奧警告：「華為和其他有中國政府在背後撐腰的科技公司，就是中國情報單位的特洛伊木馬，」艾斯培也語重心長地勸告：「長期來說，」「發展我們自己的安全5G 5 網路所將得到的利益，將遠高於和獲巨額補貼且到頭來對黨領導階層唯命是從的中國5G 提供者合作的利益。」
對歐洲人來說，這些論點已是老生常談，所以他們還是沒有被說服，愛沙尼亞前總統托馬斯．亨德里克．易維斯（Toomas Hendrik Ilves）表達了在場很多人心中的沮喪。
易維斯在龐佩奧與艾斯培在講台上徵求觀眾提問時說：「很多歐洲人都同意，和華為維持往來確實非常危險，美國也至少在1 年前就告誡我們：『不要採用華為！』」「但你們有提出替代方案嗎？你們打算補貼諾基亞和愛立信嗎？我的意思是，聽從你們的勸告後，我們會得到什麼？若我們不採用華為，又該做些什麼？」
書名：經濟戰爭時代：全球經濟如何成為美國的戰爭武器
作者：愛德華・費希曼
曾擔任國務卿政策規劃幕僚及制裁辦公室核心成員期間，他為國務卿約翰‧凱瑞提供歐洲與歐亞事務的建議，並主導設計反制俄羅斯侵略及約束伊朗核計畫的國際制裁，定義地緣政治衝突的新戰線。
其政府資歷亦涵蓋五角大廈與財政部，並因其卓越貢獻，兩度獲頒國務院「卓越榮譽獎」。而後，他將視角轉向私部門，在高成長的科技公司（如 Via、Zoox）擔任營運主管，並以投資人身分，支持著多家以改善美國社會、推進國家利益為宗旨的早期科技新創公司。如今，他將這段橫跨權力核心與科技前線的獨特經歷，帶入哥倫比亞大學的課堂，開設「經濟治國方略」課程，並擔任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高級研究員。
出版社：感電出版
出版日期：2025/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