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最新的《商業與生物多樣性評估報告》（Methodological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Impact and Dependence of Business on Biodiversity and 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指出，每家企業與生物多樣性都存在互相依賴與影響的關係，全球經濟的成長是以巨大的生物多樣性流失為代價，而這種流失正對經濟、金融穩定與人類福祉構成關鍵且廣泛的系統性風險。
報告指出，企業與自然連結的程度遠比我們想得更深，即使是看似與自然無關的企業，仍直接或間接依賴自然的物質貢獻及環境調節功能。
然而，企業雖取之於自然，卻未用之於自然。根據報告最新的2023年數據，流向破壞自然活動的資金高達7.3兆美元，其中私人部門佔比達4.9兆美元，顯示獲利往往與破壞自然掛鉤；同時，各國政府每年投入約2.4兆美元在化石燃料等有害補貼。
相比之下，同時期投入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復育的資金僅約2,200億美元，意指流向有害自然的資金規模是自然友善的30倍。
資金流向面臨巨大失衡：破壞自然的錢，是保護自然的30倍
1820年至2022年，全球經濟規模從1.18兆美元巨增至130.11兆美元；1992年以來，人均生產資本也翻倍成長。
然而，這場經濟繁榮的背後，卻是建立在對自然的過度透支。數據顯示，全球自然資本已萎縮近40%，生物多樣性也正加速崩解，在18類「自然對人類貢獻」（NCP）指標中，有14類呈現衰退。
為何市場在破壞與保護生態之間存在如此巨大的失衡？報告指出，根本問題在於現行經濟體系未能反映自然的真實價值。
市場過度仰賴GDP作為成長指標，卻無法為生物多樣性合理定價，使企業得以享用自然資源的收益，而無需承擔相應的財務成本。
另方面，商業環境透明度的嚴重不足也是一大主因。
在公開發布報告的企業中，具體揭露自身營運對生物多樣性影響的比例不到1%，使外部監督幾乎無從發揮作用。加上誘因不足、制度支持薄弱與數據缺口等結構性障礙相互疊加，自然環境的惡化已演變為威脅全球金融穩定的系統性風險。
企業不須單打獨鬥，打造「賦能環境」提升永續行動誘因
然而，情況並非無法逆轉。報告指出，若政府與金融機構能為企業創造一個賦能環境（Enabling Environment），也就是以有效的誘因機制，從根本上取代「消耗自然即可獲利」的扭曲現況——便能大幅降低企業採取永續行動的門檻。
如此一來，企業將不再只是自然資源的消耗者，而是轉型為永續發展的積極推動者，真正承擔起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遷與環境污染的責任。
報告將賦能環境歸納為五大支柱：
- 政策與法律框架： 政府應建立明確行為準則，引導企業將生物多樣性納入經營決策，包括推動強制揭露自然影響與風險、將保育標準整合至空間規劃與環評制度，並加強打擊漂綠與不實宣傳。同時採取跨部會整體治理，確保農業、金融與環境政策一致，避免相互牴觸。
- 經濟與金融體系： 金融監管機關需更重視自然風險，改革有害環境的補貼與定價機制。利用稅收、補貼、生態服務給付（PES）以及環境市場，獎勵對生物多樣性有貢獻的企業行為
- 社會價值、規範與文化： 改變社會消費習慣，提升公眾對自然價值的認知與重視。
- 技術與數據： 建立並共享可靠的生物多樣性數據，運用先進技術協助企業評估自身對自然的依賴程度與影響範圍。
- 能力與知識： 透過教育、培訓與跨領域合作，培養人才並強化企業與政府的行動能力。特別是納入原住民及在地社區的傳統知識。
企業須逆轉角色，成為正向改變的推動者
除了環境的塑造，企業自身又該如何行動？報告建議，企業可從治理、營運、價值鏈與投資組合四個層級同步著手，且必須立即行動，不應再以「缺乏工具」作為延宕行動的理由：
一、 治理面 （Corporate）：提高自然議題的層級，納入董事會層級決策。
將自然議題提升至董事會層級的核心決策，遵循「雙重實質性」（Double Materiality）原則，同時評估自然流失對企業財務的衝擊，以及企業對生態系的外部影響；將生物多樣性績效與高階主管薪酬直接掛鉤，並設定具科學依據的量化目標。
二、營運面（Operations）： 應用「緩解層級法」管理衝擊
在場址與陸域／海域景觀尺度上，依循「減緩層級」（Mitigation Hierarchy）原則管理衝擊，依序優先避開生態敏感區（Avoid）、透過技術改善減少污染（Minimise）、修復受損生態系統（Restore），必要時再進行生態補償（Offset）。
三、 供應鏈（Value chain）：強化溯源與透明度，解決隱藏在上下游的自然風險。
報告指出，生物多樣性風險往往潛藏於上下游之中，IPBES建議，企業透過生命週期評估辨識高風險環節，與供應商合作提升溯源透明度，並與原產地在地社群合作，確保利益能公平分配。
報告共同主席Ximena Rueda建議，對資源有限的中小企業而言，盤點供應鏈是最優先的第一步。「了解依賴性，就是了解自身的脆弱性。當你知道風險在哪裡，就能有針對性地採取行動。長遠來看，這反而更具成本效益。」Ximena Rueda說。
四、 投資組合（Portfolio）：重塑資金流向永續
銀行、保險與資產管理等金融機構應積極落實綠色融資與綠色金融，將資本由對自然造成損害的活動，逐步轉向對生物多樣性具有正面效益的業務領域。
不過，報告共同主席、美國學者Stephen Polasky坦言，要改變既有資金配置的確不易。關鍵在於讓金融機構理解：生物多樣性流失已從環境議題，轉變為實質的財務風險。一旦生態系崩解導致供應鏈中斷，將直接衝擊企業營運與投資回報。
他同時指出，部分國家已率先將自然相關風險納入制度設計。例如，歐盟《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CSDDD）要求企業強化對環境與人權風險的管理；部分開發中國家也開始嘗試將自然資本納入國家預算與財政規劃。這些跡象都顯示，全球金融與政策體系正逐步朝向將自然價值內部化的方向邁進。
現有評估風險的方法已夠用，關鍵是「開始用」
衡量企業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與依賴關係的科學基礎已逐步成熟，部分企業也已開始付諸實踐。然而，各產業、地區間的採用程度仍不均衡，方法的可取得性也因產業別與地理條件而有所差異。
在方法選擇上，並不存在一體適用的萬用解方。例如「由下而上」的場址特定方法適合營運層級決策，精確度較高；「由上而下」的生命週期評估與宏觀模型則適用於投資組合與價值鏈層級，但在追蹤具體行動成效與反映在地價值方面較為有限。
評估方法的適用性，可從三個面向判斷：涵蓋範圍（地理尺度與議題廣度）、準確性（結果是否如實反映衡量對象）、回應性（能否偵測出企業行動帶來的變化）。
儘管現有工具仍有侷限，但企業無需等待完美的方法才能行動。報告建議，企業當務之急是將現有方法整合至會計系統、強化資訊揭露，並發展可跨產業比較的標準化指標。
原住民與在地社區是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
報告特別點出，目前科學知識、原住民族與在地知識，以及企業內部資訊仍高度分散，難以有效整合。
其中，原住民與在地社區作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守護者，卻長期被排除在研究與決策之外，同時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Ximena Rueda指出，全球有60%的原住民土地正面臨工業開發的威脅，若企業願意正視並與原住民合作，不僅能更有效地管理生物多樣性風險、落實公平正義，也能從中發掘更多機會。
報告強調，企業在評估影響或做出商業決策時，必須尊重原住民的土地權、資源權與自決權。
原住民累積數代的傳統知識，往往能看見科學儀器看不到的生態細節，也是企業能否取得在地認可、順利經營的關鍵。
報告建議，企業應落實「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原則，與原住民及在地社區建立真正平等的夥伴關係，並確保自然資源帶來的利益能公平回饋給守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