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極端氣候成為日常，氣候變遷不再只是單純的環境問題，而是成為點燃城市與鄉村、農民與牧民、國與國之間衝突的火種；當人被環境壓垮，以至於做出被大家形容成喪心病狂的行為時，會有什麼後續？
當全球氣候走向極端，我們面臨的不僅是環境的崩解，更是一場席捲全球的生存戰爭。在乾涸的幼發拉底河畔，乾旱正悄然成為極端組織招募新血的利器，也讓人憂慮，伊斯蘭國 2.0 是否正蓄勢待發？而在孟加拉灣，海平面上升淹沒了良田，走投無路的農民被迫棄犁從劍，轉身投入血腥的掠奪與綁架。
當暴雨、土石流迫使大批災民湧入失控的城市，當貧困與不安累積至臨界點，各區域間的仇恨正隨著氣溫同步攀升。
從尼羅河上游爭奪水源引發的戰爭威脅，到西非草原上因乾旱爆發的農牧衝突，甚至是蘇丹因糧食安全而產生的圈地亂象，這些看似孤立的暴力事件，背後都隱藏著共同的脈絡：無能的治理、脆弱的制度與日益匱乏的資源，在極端天氣的推波助瀾下，正全面引爆區域衝突的連鎖反應。
氣候和人類動亂之間的關係，遠比人們一般以為的還要複雜許多，而且更加難以捉摸。自1990 年代以來，「氣候安全」這個議題便受到關注，而從二十一世紀開始，相關討論更加熱烈，許多學者已經揭示了全球暖化對和平與穩定所帶來的風險。然而，還有很多問題仍待曝光。
以下是精選書摘
氣候暴力的基本原理：是誰？在哪裡？發生了什麼？原因為何？以什麼樣的形式？
那位老人隔了一會兒才回答我。那是二○一四年年底，我來到敘利亞東北部，心中只有一個迫切的問題：有沒有證據顯示氣候變遷導致了敘利亞內戰的爆發？ 但從一開始，我的計畫就不順利。當時，伊斯蘭國（ISIS）正聲勢浩大、迅速擴張，人們陷入恐慌。我和同事半夜被叫醒，因為有傳言說聖戰分子（jihadists）已經突破了庫德族的防線，而當我們準備逃跑時，這種恐慌更是真實。
我知道自己有點好笑。其他記者伴著火力極其薄弱的守軍，持續報導戰事，我卻到處詢問關於乾旱這件事。顯然有一些受訪者也這樣覺得，因為他們非常困惑地看著我。當然，還有一個挑戰是要在哪裡才能找到合適的受訪者。這一條沿著土耳其邊境的狹長地帶，到處都是被雨水泡爛的難民營和擁擠的城鎮，我想找的村民通常難以與眾多難民區分，彷彿是在大海裡撈針。
幸運的是，我們開到半路時，發現路邊有一群男人盯著正在吃草的牛群。我們停下車後，跟他們聊了起來。這些農民來自敘利亞境內各地，因為內戰而流離失所。他們都想把自己的故事告訴我，尤其是塔拉爾（Talal），他的年紀比其他人稍大一些。
多年來，他們全家一直對抗著腐敗的政府，官員會把木屑摻進國家提供的肥料裡，然後利用暗盤交易轉賣真正的肥料，以牟取私利。真正需要肥料的人反而買不到。而且，在二○一一年反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革命起義前，大概有三年雨量稀少。乾旱已經讓人很傷腦筋，再加上政客中飽私囊，更是讓生活困頓。
塔拉爾說，在人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國家卻毫無道德可言，這根本是「莫大的侮辱」。因此，當反政府活動爆發時，他和同樣憤怒的親朋好友是當地首批加入抗議的人。不久之後，他們其中一些人也率先拿起武器。他們說，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塔拉爾說：「雨不夠、爛透了的政府、日子糟糕透頂，我們撐不下去了。」
從這個故事，我們看到了氣候如何引起紛爭，而且這樣的情況比你想像的更加普遍。在非洲和中亞很多地方，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壓力，加劇了農牧民之間的爭鬥。在中東、南亞、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區，各式各樣的暴力也因為氣候而更加惡化，像是城市中的幫派鬥爭，或是孟加拉沿海的海盜掠奪。在全球許多最脆弱的地區，氣候變遷和其他環境問題正與其他比較容易理解的不穩定因素（例如政府腐敗）交織在一起，威脅著許多已經無法承受更多危機的國家。而這還只是眼前的現實。隨著這些壓力和衝擊變得越來越猛烈、出現得越來越頻繁，快速變化的因子讓即使是最富裕的地方，也可能面臨難以承受的壓力。
本書旨在剖析這種「新」形式的人類紛爭。藉由一系列深入報導的案例，我想讓各位明白，現在已經越來越少動亂或開戰，是與氣候或更廣泛的環境問題無關。同時，幾乎沒有任何人類群體，能不受因氣候暖化而牽動的紛爭所威脅。儘管與氣候相關的動盪對貧窮國家的影響最為深遠，但無論怎樣，都會以某種形式降臨到西方國家頭上。本書後半部會探討，氣候已經造成了很多問題，像是歐洲女性面對越來越多的暴力侵犯，或是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區軍備不足。
比貧窮更危險的不平等
讀者可能會質疑：討論氣候和環境如何引起人類紛爭，究竟有何新意？畢竟，與水相關的衝突就跟文明本身一樣古老。有關蘇美文明城邦之間的衝突，最早的紀錄大約是四千五百年前，就發生在距離阿布．穆罕默德嚥下最後一口氣的地方幾公里之處。
在我讀過關於環境史的大量著作中，幾千年來，自然環境既是點起戰事的火種，也是戰爭的受害者，亦被當作武器使用。一個知名的理論認為，古羅馬的崛起和興盛，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長達數個世紀的溫暖、多雨等適合農作物生長的氣候條件；若單憑當時的農業技術，羅馬帝國是無法餵養數千萬人民的。幾百年後，西羅馬帝國因饑荒和瘟疫而滅亡，也可能是因為那段氣候狀態終結了。另一則理論則是關於十三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大軍，他們之所以能遠及歐洲，是由於草原地帶因充沛雨水而茂盛，得以支持數量空前的兵馬。
儘管這些事件與過去事件的相似之處顯而易見，但我希望讀者能夠意識到，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怪物，而且，我們身處的政治情勢充滿挑戰，產生了更複雜的影響。幾十年來，全球氣候暖化持續加劇，越來越多人獲取資源的機會減少，或是失去了可以穩定獲得資源的途徑。同時，這些人也時常需要應對洪水和火災等因極端氣候而引起的災害。這些層層疊加的風險與其他日常挑戰交織在一起，導致應對機制不堪重負，使貧困惡化，不利於建構幸福有序的社會。
「過去，夏天是夏天，冬天是冬天，但現在一切都亂了套。」阿瓦德．哈蘭（Awad Hawran）說道。他在蘇丹的尼羅河畔一塊六分多的土地上種植芒果、甘蔗、沙棗和西瓜。「當沙漠和天氣都要跟你作對時，就很難繼續種下去。」
這些貧窮並不一定會導致紛爭，但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壓力卻極度不平等根據我的經驗，在已經被氣候相關問題重創的地方和人們，例如農民或村民，更會因為氣候變遷而顛沛流離，然而，與此同時，其他人可能還過得下去，甚至頗有餘裕。正是這種財富和政府應對措施的相對差距，與其背後隱含的、更廣義的不平等，比貧窮本身更直接地加速了產生衝突的怨懟。
我常聽到一群人評價著另一群人：「我們過得最苦，但他們卻得到了所有的幫助。」對此，在約旦一個特別乾燥的地區，一位農夫兼社會運動人士穆罕默德．阿提耶（Mohammed Atiyeh）做出了最好的解釋：「在一個可能缺水的國家，那些規定只適用在弱者和窮人身上。」他自己的農作物因為雨水匱乏和河流流量不足，已經生長得很差，又因為鄰人靠著政治關係囤水而更加乾枯。
同時，半個多世紀以來，嚴重的環境惡化，加上人口急速增加，放大了這些壓力的影響。氣候引發的乾旱充滿挑戰；當氣候引發的乾旱襲擊那些已經飽受汙染、地下水枯竭和其他「日常」弊病困擾的群體時，其挑戰性越加顯著。在這些情況下，一點點氣候變遷的現象，就足以把苦苦掙扎的人們推向暴力，尤其是當他們覺得貪腐或其他形式的政府有所作為或不作為，在人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反而阻礙了他們。敘利亞是最好的例子。有一句阿拉伯諺語說：「即使是蚊子也能讓獅子的眼睛流血。」
許多面對嚴峻氣候相關安全危機的地方，恰好都正在處理與氣候無關的嚴峻議題。我之所以在書中大量使用這些地方當作例子，絕非偶然。其中，許多問題要不是被忽略（儘管意義重大），就是被錯誤地以「氣候變遷」一語帶過。因為捐錢的大戶喜歡這個詞彙，所以接受援助的一方也配合著大肆提及。有時，缺乏科學素養的菁英人士也無法區分兩者的差別。
至關重要的是，氣候變遷並非發生在沒有政治的世界。催生氣候變遷並遭受其影響的現今世界，是近代史上地緣政治最複雜的時期。在經歷了一九九○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期這段較為和平的時期之後，各式武裝衝突暴增，是冷戰以來新高；各國內部的紛爭更可能是二次大戰以來前所未見的頻率。與此同時，民主國家的數量和表現全面大幅下滑。流離失所的人口和飢餓人口是一九四五年之後最多的時候。國家管理不善的情況更加嚴重。更準確地說，越來越多國家應對著越來越複雜的問題，也越來越無法妥善處理。氣候變遷就像卡通裡一個沒有臉、沒有名字的惡棍，闖入那些人民已經分裂、各項機制薄弱且信譽掃地、官員飽受詬病的社會中，用力踩踏那些不用抓就已經裂開的傷口。
海盜的飼料：在受到海平面上升劇烈影響的孟加拉海岸線，海盜成了王
我不確定我想像中的現代海盜會是什麼樣子，但他應該沒有裝義肢，也沒有會說話的鸚鵡，我也不覺得我的受訪者會手持滴血的彎刀。但總的來說，我以為會是比拉菲庫．馬里（Ra_kul Mali）看起來更凶悍一點的人。馬里身材魁梧，舉止平靜，甚至帶著幾分歉意，說話輕聲細語，我的翻譯員要湊得很近，才能聽清楚他的低聲回答。一隻很容易被捏碎的蟲子落在馬里手上時，他小心翼翼且略帶誇張地把牠揮走，彷彿在說：「你看，我變了一個人，連一隻蒼蠅都不會傷害。」
然而，在我二○一八年第一次見到他之前，馬里過去兩年來所做的惡行，甚至連傳奇海盜黑鬍子都會甘拜下風。那段時間，馬里和海盜集團的成員在孟加拉南部沿海的內陸水道肆意劫掠。他們綁架了不計其數的叢林採蜜者，勒索贖金，有時甚至砍掉被綁者的手指，要那些拖著不付錢的家屬注意一點。他們還搶劫漁民。沒有內鬥的時候，大約十幾個不同的海盜集團會合作建立一個勢力龐大的走私網絡，幾乎沒有他們不能或者不願意偷走的貨物。
「海盜的思維就是到處賺錢，人也好，老虎也好，都可以。」馬里的語氣中透著一絲驕傲。「沒有什麼是海盜不敢碰的。」
馬里堅稱自己從未傷人。事實上，如果官員懷疑他傷人，最終他也不可能獲得政府的特赦。但海盜在對劫掠的狂熱之下，所殺害的人數一定相當可觀。據當地漁業協會的說法，從二○一三年到二○一七年，海盜在孟加拉東部海域殺害了四百多名漁民。據報導，在二○一一年和二○一二年，他們在附近殺害了至少四十五人。雖然之後的死亡人數似乎有所下降，但這些海盜集團似乎仍然毫不猶豫地除去擋路的人。在孟加拉第二繁忙的港口──蒙格拉（Mongla），從黃昏到黎明，泛光燈把碼頭照得通明，不放過黑暗中的一丁點威脅，同時為那裡的船隻提供些許援助。自二○二二年夏天以來，那裡至少發生了四起不同的致命攻擊事件。
如今，馬里回到了位於巽德班（Sundarbans）郊外的家鄉。巽德班是世界上最大的紅樹林，也是海盜的主要巢穴。馬里正努力重新適應奉公守法的人生，但每一天都是掙扎。叢林中的經歷仍讓他心有餘悸，像是鱷魚讓洗澡變成了每天緊張的折磨；因為距離醫療救治地點很遠，一旦被毒蛇咬傷，可能導致死亡；胃裡的寄生蟲讓他在那麼多年之後，直到我們採訪時，仍然不斷跑廁所。但馬里記得最清楚的還是老虎。許多夜晚，老虎的吼叫聲讓馬里和他的同伴無法入睡，必須拿著步槍在灌木叢中搜尋動靜。他說，老虎仍然縈繞在他的夢裡。
他的鄰居們沒有原諒他。許多人因為支付海盜贖金而欠下了巨額債務，不得不賣掉家具以換取食物；其他人身上仍然留有法輪（dhama）或禁衛軍之劍（kirich）的刺青圖樣；大多數海盜集團發動襲擊時，都會使用竹竿和自製砍刀，希望在獵物有機會反擊之前，就將其嚇倒。儘管村長堅稱馬里的命運不會像其他被赦免的海盜一樣（據稱，有一些海盜回歸社會不久後，就遭到私刑處決），但似乎很少有當地人願意與他有任何瓜葛。聊完天後，馬里陪我們走回碼頭，路人把他當成痲瘋病患者，賣香菸給他時什麼也沒說；當他問起魚價，也沒有人理他。
馬里說，最重要的是，那些讓他最初走上海盜之路的誘惑，仍不斷縈繞在腦海中。大多數「賈拉多什尤」（jaladoshyu，當地人對「水上強盜」的稱呼）似乎和其他罪犯類似，都是因為卑劣的貪婪與不幸的境遇而成了盜賊。但在這個氣候影響了生活所有面向的地方，水的問題和整體環境因素特別顯著。由於海平面上升和河流流量減少等原因，農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以為繼，越來越多農民開始試著捕魚或採蜜，這些是巽德班地區為數不多的替代生計方式。隨著越來越多人冒險進入傳統上無法管束的水域和森林，身上沒有任何防備，只想討生活，便讓海盜多了許多可恣意擄掠的目標。
對於像馬里這樣，無法靠土地謀生，又因為非法持有槍枝而面臨牢獄之災的人來說，海盜能賺得的贖金簡直是無法抗拒的誘惑。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巽德班的「獵物」比他剛下水時還要多，他暗示著自己或許會走回頭路。「我知道情況有多惡劣，也知道這是不對的，但我在這裡賺不到錢。人總是會想：我的人生就是這樣嗎？」他說道。
而且不只有他。那天稍晚，我和同事在蒙格拉坐著喝酒時，一個大鬍子男人踉踉蹌蹌地走到我們桌邊，看起來再喝一、兩杯酒就會醉倒了。為了蓋過喧鬧的人群，他大聲喊叫，一直煩人地追問我們為什麼跑來這裡。我們想趕走他，於是就跟他直說。他花了一點時間才了解我們這次採訪的性質，接著放聲大笑。「海盜？」他含糊不清地說，撩起襯衫，露出掛在皮帶上的手槍。「海盜？這家酒吧裡每個人都是海盜。」
書名：氣候變遷下的地緣政治衝突：高溫、乾旱、海平面上升，如何引發區域間的暴力紛爭
作者：彼得．施瓦茨斯坦
屢獲殊榮的英裔美國環境記者和研究員。
他的報導關注中東、非洲等三十多個國家的水資源、糧食安全，以及衝突與暴力關係。自二○一三年以來，除了為《國家地理》撰稿，他的報導也曾刊載於《紐約時報》、BBC、《彭博商業周刊》等媒體。他是威爾遜中心環境變遷與安全計畫 (Wilson Center’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gram) 的全球研究員、TED研究員以及氣候與安全中心的研究員。他常駐希臘雅典，為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國際特赦組織等組織提供諮詢，並定期在氣候安全會議和其他環境研討會上發表演講。這是他第一本書。
出版社：如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