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封鎖以來，全球面臨嚴峻的能源危機，在地緣政治風險與衝擊下，化石燃料供給中斷、價格飆升。高度仰賴化石燃料，不僅是氣候危機下的排放問題，更帶來資產擱淺、收入波動、資本錯置、勞動力中斷等系統性風險。企業在這變局中，該如何因應？
這些衝擊和風險不只是各國政府需因應的課題。以企業的角度而言，這些波動都正挑戰著「持續性的需求」、「穩定的收入」、「高碳資產可靠的回報率」等長期支撐起商業模式的多項核心假設。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於「淨零承諾」的審視越趨嚴謹，投資人與監管機構已不再滿足於企業模糊的長期目標，轉而要求具體且可被財務驗證的氣候轉型計畫（Climate Transition Plans）。據國際轉型計畫網絡（ITPN）統計，截至 2026 年 2 月，全球已有 42 個國家採納 ISSB 準則或公告與其一致的揭露規則。
台灣導入IFRS S2對企業的積極意義為何？
我國金管會推動「我國接軌 IFRS 永續揭露準則藍圖」也正進入關鍵期：首波適用企業將於 2026 會計年度正式採用 IFRS S2，並於 2027 年發布首份與國際高度對接、取代傳統「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CFD） 架構的年度報告。
除了為「合規」而揭露以外，企業如何善加利用「轉型計畫」這項工具，用以規劃並管理脫離化石燃料轉型的經濟、社會和財務風險，提升自身面對各種氣候、市場、監管及地緣政治衝擊的韌性，將是強化長期競爭力的關鍵。
一份完整、可信、可執行、資金充足、管理機制明確的轉型計畫，是企業從「承諾」走向「實踐」的路線圖。
轉型計畫清楚向投資人與利害關係人說明將採取哪些行動、如何配置資本、如何強化氣候治理、如何管理供應鏈，以及如何定期追蹤執行成果。反之，欠缺以科學為基礎的情境分析與假設、明確短中長期目標與指標、資本支出規劃、潛在財務影響與績效等關鍵資訊的轉型計畫，不僅會使企業面臨誠信風險與漂綠嫌疑，未來也有被金融機構認定為氣候風險相對高，而面臨較高的借貸成本，甚至失去潛在的商業機會。
企業的氣候承諾、轉型目標為什麼沒有與決策、營運連結？
世界基準聯盟（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WBA）指出，多數企業雖已透過氣候承諾和目標勾勒出轉型方向，但要將氣候目標置於決策核心、進入日常營運仍有點差距。
世界基準聯盟（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WBA）企業議合經理Dara Karakolis於台灣氣候行動網絡主辦的「氣候緊急，嚴禁漂綠：企業轉型計畫檢視」論壇中表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2,000家企業中，僅有2.6%的企業完整揭露從制定具野心的目標、辨識減碳行動槓桿、預估溫室氣體減排量，到相關財務需求的資訊。
若再聚焦於其中280間石油、天然氣、電力、鋼鐵與汽車製造等能源密集產業更可發現，氣候目標與減碳承諾仍普遍存在涵蓋範圍破碎的問題。以100家油氣產業的企業而言，儘管其排放數據揭露的比例達63%，但僅有8家的範疇三目標通過第三方驗證；而這些已驗證的範疇三目標更僅涵蓋該產業範疇三總排放量的9%，代表有超過九成關鍵碳排處於難以監測與問責的真空地帶。
這些企業對於低碳解方的資本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CapEx）也遠低於1.5°C升溫目標所需：鋼鐵業平均只將15%的資本投入低碳製程，缺口達82%，油氣及汽車業的缺口亦分別達76%與60％。在營收面，95%的油氣業營收仍仰賴化石燃料，僅17%的企業有揭露低碳營收，顯示核心商業模式的轉向緩慢。
台灣企業應對IFRS S2的準備度如何？
WBA共評比28家台灣企業，其中24家屬實體經濟、4家為金融機構。這24家實體經濟企業的排放量佔台灣整體範疇一排放量逾七成，雇用超過140萬名勞工，對於我國能否達成法定淨零目標握有顯著影響力。
Karakolis表示，若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會（IFRS Foundation）IFRS S2轉型計畫指引文件揭露框架所要求的五大核心要素（詳見圖二）為基準，達成其中四項有目標制定證據即歸類為「計畫者」（planners），有進一步揭露採取具體行動及低碳投資之證據則為「行動者」（doers）。
受評的28家台灣企業中，雖僅有宏碁、台泥、台積電與萬海航運4家為「行動者」，但也有21家符合「計畫者」的門檻；在受評企業範疇一和範疇二的短期有效目標設定上，台灣企業達標的比例為75%，高過全球的53%和東亞的42%、長期有效目標達46%同樣高於全球與亞鄰受評企業的比例。
這些數據顯示台灣企業在許多轉型計畫的關鍵揭露要項上皆有一定基礎。濰森永續策略總監高宜凡認為，外銷導向、品牌意識高或已在意國際聲譽的企業可能很會研究方法學、很會寫報告，也很會在短時間內改善揭露，但這些是否進入生產、研發、業務與財務部門，才是後續關鍵。
如何貫徹於日常營運、驅動供應鏈與價值鏈的範疇三減量、並透過公開支持更為積極的氣候政策建立企業轉型需求與政府政策設計間的正向互動，是台灣企業從承諾走向行動需克服的三大挑戰。
石化、鋼鐵、半導體各自面對什麼樣的能源挑戰？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曾虹文表示，台灣製造業排放高度集中於石化、鋼鐵與半導體產業，在減量上的核心挑戰可分為兩大類：石化、鋼鐵等傳統高耗能產業需要減煤，而半導體產業則面臨快速擴張所帶來的用電需求增加，關鍵在於再生能源的取得和能源效率提升。
在企業用煤方面，石化與鋼鐵合計占製造業用煤將近85%，其中台塑石化與中鋼又是最主要的用煤來源。曾虹文提醒，社會常關注電力部門的燃煤機組，卻容易忽略企業自用燃煤同樣是重要排放源。若台塑石化與中鋼沒有明確脫煤轉型計畫，台灣的減量討論就會失去最關鍵的一塊拼圖。
至於半導體產業，台積電作為台灣最大用電大戶，其範疇二排放與用電需求隨產業擴張持續增加。雖然台積電在部分氣候績效上優於其他產業，但曾虹文提醒，不能因台積電相對領先，就忽略整體半導體產業表現不足。
從能源效率、再生能源使用到2030中期減量目標，許多半導體企業仍未達基本要求。問題不只是台積電做得夠不夠，而是台積電能否帶動整個供應鏈一起升級。
中鋼、台塑化、台積電的氣候轉型可以如何精進？
面對這些挑戰，台灣氣候行動網絡專案研究員黃郁琳和研究員方鈺宜以轉型計畫的框架檢視台塑石化、中鋼和台積電當前的精進空間。
黃郁琳便指出，在目標設定上，台塑石化自主減量計畫與永續報告書之間存在邊界不一的問題，使得其2030目標排放量高於2024年排放量，反映整體目標設定存在結構性問題。
方鈺宜分析，中鋼目前公開資料中出現多種不同減量目標，從永續報告書、旗艦計畫到自主減量計畫，基準年與2030目標皆有所差異，彼此間落差最大達近70萬噸，且未清楚說明目標差異與適用版本，會使投資人與利害關係者難以判斷具體減量幅度，削弱整體計畫公信力。
在關鍵假設的部分，台塑石化在評估氣候風險時採用較低碳費假設，但在計算機會時卻使用較高費率，可能導致低估風險、高估機會。若碳價未來提高，其潛在碳費成本可能遠高於目前揭露的減碳支出，形成一大財務及投資風險。
在資本支出上，中鋼仍持續投入包括高爐修繕等高碳資產，可能鎖定未來長期排放。相較之下，低碳技術投入則顯得不足；當日本、韓國鋼鐵業已投入大型電弧爐與直接還原鐵等技術，中鋼若缺乏明確布局，未來面對國際低碳鋼材競爭將更加吃力。
台積電是台灣最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也是供應鏈減碳壓力最直接的企業，但台積電2030的目標與1.5°C路徑仍有落差，低碳資本投入占比偏低，台灣綠電使用距離其RE60目標仍有缺口。
方鈺宜提醒，若自主減量計畫中的節能措施仍有相當比例放在汰換燈管，而製程能效提升占比有限，就難以回應半導體產業真正的轉型需求。
金融如何成為企業氣候轉型的助力？
企業要加速導入低碳技術與製程、改變商業模式，除了自身意志與策略外，也需要金融業的支持。根據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分析，在2022至2050年所需的低碳資產投資中，就有55%是私部門金融機構可以資助的。
WBA今年五月所發佈的全球400家金融機構氣候績效評比顯示，目前有146家已提出完整轉型計畫，東亞與太平洋地區有提出的金融機構比例也達41.5%，另外也有14%提出僅涵蓋自身營運的轉型計畫。
然而，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卻僅有9.9%的金融機構在資本支出上投入於氣候解方，使其成為唯一一個轉型計畫提出比例高過氣候投資的區域。
政大國際創新學院助理教授卞中佩分享其過去兩年的調查，若以高碳排企業的角度檢視綠色金融的推動成效可發現，僅有3%高碳排企業曾被金融機構要求討論氣候轉型，聽過綠色優惠貸款的企業也僅約4%至5%。
這顯示，高碳排企業並未真正感受到銀行端的氣候議合，綠色金融也仍未發揮透過協助企業取得優惠資金，進一步投資減量與轉型，推動實體經濟減量的目的。
在碳費制度上路，將排放量轉化為企業的真實成本後，是否能夠驅使企業評估減量投資的財務必要性值得觀察。
不過，其近期研究發現，台灣企業在投入越多研發的情況下，往往職災與汙染也會越多，如何透過金融工具、政府補助、產業政策和資訊揭露的相互搭配，降低新技術研發的外部成本，避免重蹈台灣1980年代大量生產與工殤的覆轍，真正驅動企業減量，將牽動台灣未來的碳排放結構。
企業如何建構氣候轉型生態系？
隨著台灣企業即將分階段適用IFRS S2的揭露準則，意味著台灣企業氣候揭露邁入新階段。
曾虹文指出，公民團體過去最大的困難，就是企業資訊揭露不足、品質不一、難以比較。若IFRS S2能使資訊更完整，確實有助於外部監督；但關鍵在於，企業實際寫出來的內容是否清楚、可驗證、可比較？以及揭露之後，投資人、供應鏈夥伴、金融機構、消費者、股東與政策制定者是否能夠使用？
卞中佩也提出更技術性的建議：未來永續資訊若能像財務報表一樣走向結構化、可機讀，將大幅提升研究者、NGO與投資人使用資料的能力。當資料可以快速交叉比對，企業之間的落差、同產業內的比較、目標與實績之間的矛盾，才會更容易被看見。
Karakolis則強調，當地緣政治、關稅、能源成本、供應鏈不穩定等因素與氣候風險相互交織，企業不能再仰賴短期的危機管理措施，而是需要長期的策略與規劃。轉型計畫除了是氣候揭露的工具外，更能幫助企業辨識脆弱點、優先配置投資、與投資人溝通，在各種不確定性之中維持韌性。
台灣企業深度嵌入全球電子、半導體等供應鏈，客戶對再生能源、範疇三排放管理、氣候揭露和低碳產品的要求未來只會持續增加，企業應把握揭露要求所提供的機會，真正將轉型計畫整合至營運策略之中，提升中長期韌性。
多數台灣企業在過去多年來各種國際揭露框架與評比的帶動下，已非常擅長把報告書寫得完整。但下一階段的考驗，在於誰願意投資低碳解方、扛起治理責任、真正轉變商業模式。
企業要更清楚而完整的揭露資訊、強化目標、落實轉型路徑，皆非單一企業能夠獨立完成的任務。金融機構如何把資金真正導向轉型，政府如何設計有效的產業政策和碳定價工具，企業之間如何互相借鏡學習，公民社會和投資人如何運用資料進行議合與問責，都是關鍵的槓桿與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