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台灣第一波碳費帳單出爐，240家企業共繳交49.7億碳費。環境部預告，下一步將推動排放交易制度（ETS），盼以市場機制引導減排。與鄰近的日、韓相比，台灣的碳定價制度成效如何？還可以如何改善？
2025年台灣碳費制度上路，確立「排放有價」基礎。根據環境部估計，若所有企業按自主減量計畫減碳，至2030年單年將可減碳4,520萬公噸，若與2030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的高標相比，約可帶來八成減量，同時帶動民間低碳投資7,000億新台幣。
為借鏡他國經驗，6月30日，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與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舉辦「碳費開徵後的下一步——台日韓碳定價機制論壇」，邀請台日韓專家分析各國碳定價的發展及現狀。
綜整各國碳交易發展歷程，專家認為，即使碳價由市場決定，價格仍會受政治、市場狀況等各種外部因素影響，需審慎設計，才能真正發揮減排成效。
環境部長彭啟明表示，預計2026年底與台灣碳權交易所、歐洲能源交易所（EEX）合作建置排放交易制度（ETS）試行交易平台，最快2028年就會試行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我認為碳定價價格要回到市場價格，一直由政府訂的話、政府壓力很大，(排放交易制度)能創造投資訊號，就業機會，這是我們想看到的。」彭啟明解釋推動ETS的理由。
韓國十年教訓：配額過剩讓大企業反成受益者
韓國2015年開始採用ETS，是亞洲國家中的先行者。來自韓國的氣候團體Plan 1.5計畫總監權慶洛（Kyungrak Kwon）說，韓國ETS涵蓋範圍相當該國73%的排放量，過去三年排放量平均高於12.5萬噸的企業、甚至大型建築物等都屬於EST管制範疇。
配額部分，韓國政府設定ETS總量上限，以 NDC 路徑乘上 ETS 的涵蓋比例，來計算ETS的總量上限。第一階段所有產業都分配到100%免費配額，到第三階段拍賣比例逐步上升至10%，然而高碳洩漏風險產業仍持續獲得100%免費配額，真正需要藉由拍賣取得配額的主要還是電力部門。
韓國ETS運行10年，權慶洛觀察，由於韓國政府過往提供太多配額、目前市場累積的剩餘配額約1.4億噸，導致交易價格過低，進而影響減碳成效，大型財團甚至靠出售多餘配額牟利。
權慶洛直言，韓國政府雖然知道市場配額過剩，也有機制調整配合，卻因害怕企業反彈而未出手。此外，韓國政府還允許國際爐灶碳權進口，然而這類型的碳權額度其實際減量效果被嚴重高估，且價格低廉，也進一步拉低ETS價格，同時降低產業的減碳需求。
2025年韓國政府修正相關制度，大幅降低排放總量上限，同時計畫引進市場穩定儲備機制（MSR）吸收過剩配額，並逐年調升電力部門拍賣比例至50％，鼓勵企業採用低碳能源或投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權慶洛指出，新制上路後碳價已漲一倍，若改革方向能夠延續，2030年應可達每公噸60至70美元水準，但目前韓國政府還未有效運用拍賣收入，需要公民團體持續關注倡議。
韓國 Plan 1.5 計畫總監權慶洛指出，韓國ETS過往因配額過剩，削弱了碳價與減碳效果。圖片來源／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提供
日本推綠色轉型ETS，專家憂成本債留子孫
日本2012年引進碳稅制度，2023年進一步通過「綠色轉型推進法（GX Promotion Act）」，透過發行轉型債券、建立GX ETS等加速淨零及產業轉型，並預計在2028年開徵化石燃料附加費。
Climate Integrate代表理事平田仁子指出，日本的GX ETS涵蓋三、四百家碳排放高的公司、佔全日本整體碳排放60%，但未設定排放總量上限，目前所有部門都可獲得免費配額，也可購買國外碳權進行抵換；此外，日本政府為了避免碳價大幅波動，設有價格上下限，但價格偏低，種種原因導致碳價預計在2035年都將保持低檔。
平田仁子認為，目前GX ETS和NDC的連結並不明確，且日本政府未來雖規劃透過碳定價收入和化石燃料附加費償還GX轉型債券，卻又透過價格上限限制碳價價格，導致成本償還將一路延續至2050年，等於是債留子孫。她擔心，若碳價維持低檔又開放企業購買國外碳權，恐導致企業缺乏減碳誘因。
日本Climate Integrate代表理事平田仁子（左三）呼籲日本GX-ETS須強化透明度與減碳目標連結，避免未來碳價長期偏低。圖片來源／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提供
台灣：借鏡日韓 制度細節是關鍵
台灣接下來將推展ETS，主責的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署長蔡玲儀表示，環境部將透過社會對話、平台建置及試行計畫等方式逐步推動。她說，參考日韓經驗，台灣將以現行自主減量計畫為基礎銜接ETS制度，不會在初期提供大量配額，目標在兼顧減碳誘因與產業競爭力的前提下，建立符合台灣產業及能源結構的碳定價機制， 「重點是要跟企業溝通，讓企業知道碳費會逐年上升，不會有免費的排放空間。」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員林雨璇認為，若要發揮以量制價功能，市場需要足夠的參與者與流動性，然而，台灣前20大企業排放量就佔了8成，很可能被少數企業壟斷排放額度或碳價。
此外，ETS在設計之初，需要不同利害關係人參與討論，容納各界意見，然而，ETS因制度設計複雜，雖相對有彈性，卻也提供企業遊說空間，導致ETS恐難以發揮限制碳排的效果。相較ETS，林雨璇認為，碳稅的行政管理成本較低、價格穩定可長期預測，也可以搭配其他政策放大減碳效果，且收入可再投資其他減碳技術，建議政府應該先評估實施碳稅的可能性。
台大社會系教授劉仲恩則指出，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選擇採用ETS做為碳排放管制手段的原因，除了排放者為了取得免費配額而有較高的參加意願外，政府也可以避免直接制訂碳價而引發產業反彈。
「但是把價格丟給市場決定並沒有降低政治性，」劉仲恩提醒，從日韓的經驗可以得知，制度設計細節也潛藏許多政治爭議，若要確保制度對所有人都公平，需要兼顧許多細節。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主任湯琳翔也說，雖然政府因調漲碳費會受到外部壓力而計畫改以市場機制決定，但從日韓的經驗來看，在制訂細節上需要承受龐大外部壓力，未必能因此讓碳定價穩定上升。
政大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施文真認為，碳定價和ETS制度牽涉各國產業結構、政策組合及利害關係人的角力過程等，各有各自發展脈絡及背景，參考他國制度時不一定要完全照單全收。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主任湯琳翔說，碳定價關鍵不在工具選擇，而是制度持續監督與修正。圖片來源／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提供
總整專家意見，無論碳費、碳稅或ETS，參照日韓經驗，都需要審慎設計制度，以避免外部因素過度影響碳價、進而失去抑制碳排放的效果。台灣在現行的碳費制度上，也應加強資訊公開，讓外界能掌握企業自主減量計畫、及每年指定目標和執行進度等，監督企業是否落實承諾，確保碳定價制度帶來具體的減量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