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事業的成功與生存，20年內，所有企業都會把影響力置入其商業模式。這是消費者、投資人及員工所要的。他們將會把影響力傳遍全世界。——羅納德．柯恩爵士（Sir Ronald Cohen）
大約10年前，影響力投資的傳奇人物，人稱英國創投之父及社會投資之父的羅納德．柯恩爵士（Sir Ronald Cohen）就曾預示「影響力經濟」的到來。他在2013年的G8會議中接下重任，創辦了GSG Impact（全球影響力投資指導小組）。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tiia）也於2025年正式成為GSG Impact這個號稱影響力投資小聯合國的一員，共同在國際上推動影響力投資。
影響力投資的目的在於：用投資改變世界。因此，一開始都是從投資的角度入手，包括投資人類挑戰的解方（SDGs），投資的影響力理論（impact thesis），影響力的衡量與管理（IMM），及影響力的治理（impact governance）等。
最近GSG Impact推動的「影響力經濟」正是從投資全面擴張到所有的經濟活動，特別是企業的創新與解方，恰當的呼應了柯恩爵士10年前的預見與呼籲。
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理事長陳富煒特別為文《從資本到影響⼒經濟： 台灣產業升級的新引擎》來闡明影響力經濟的策略方向，並於7月14日舉辦讀書會，與學者專家深入探討如何推進影響力經濟在台灣的實踐。
近年來，台灣在人工智慧（AI）與半導體浪潮的推動下，寫下了極為亮眼的經濟成長數據。然而，在這片繁榮背後，產業與社會卻逐漸走向失衡。要扭轉這個局面，我們需要跳脫傳統「唯GDP是從」的舊思維，引進全球影響力投資指導小組（GSG, Global Steering Group for Impact Investment）所倡導的「影響力經濟」（Impact Economy）理念，為台灣經濟成長注入包容與永續的新動能。
GSG影響力經濟理念：重塑價值定義
衡諸過去的資本主義將利潤極大化視為唯一目標，常將環境與社會成本外部化。GSG推動影響力經濟（Impact Economy）的核心邏輯是：企業與資本在追求利潤的同時，必須將「解決社會與環境問題」納入核心商業模式，並產生可衡量的正面影響；對「社會與環境影響力」與「財務回報」並重。
影響力經濟主張：
- 決策三維化：金融、企業與政府在做決策時，衡量指標不再只有「風險」與「報酬」兩維，必須加入「影響力」作為第三個核心維度。
- 透明衡量：透過如 IFRS 的永續揭露準則（如 S1、S2），將企業對生態及社會的實質貢獻或傷害具體量化。
- 資本導向：引導公私部門的資金，流向能解決社會痛點（如貧富差距、淨零碳排、少子與老年化及弱勢就業）的創新商業模式，達到「不只行善，還能致富」的雙贏格局。
台灣當前K型經濟現況：繁榮與失落的並存
當前台灣正處於一個「總體經濟數據亮眼，但內部發展不均」的特殊節點。受全球AI與半導體強勁需求的驅動，加劇了台灣科技業與傳統產業、一般服務業之間的「K型經濟」（K-shaped economy）」失衡狀態。
- K字的上端：以 AI 供應鏈、半導體及高科技產業為首，出口連創新高，受惠員工薪資豐厚、股東共享紅利，呈現「熱翻天」的強勢上行。
- K字的下端：佔據台灣就業人口高達八成的傳統製造業、中小企業與民生服務業，在通膨壓力與高通膨、低薪資成長夾擊下掙扎前行，甚至面臨無薪假攀升與青年失業惡化的困境。
這種「有AI吃肉，沒AI喝水」的失衡現象，不僅拉大了所得差距，更讓整體社會產生嚴重的集體焦慮與「體感景氣冷」的落差。
以影響力經濟協助K型經濟的改變與成長
要拉近K型的兩端，讓經濟成長重回均勻分布，必須透過影響力經濟思維進行再造
1. 資本的引流與公正轉型：
政府與金融機構應運用影響力投資工具（如社會成果債券、綠色融資），將科技業賺取的超額利潤與創投資金，引導至傳統產業的綠色轉型與低碳升級。
2. 科技巨頭的「影響力外溢」：
鼓勵台灣高科技龍頭將社會責任延伸至供應鏈。藉由永續採購，將訂單有意識地分配給注重社會誠信、積極提供在地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使科技紅利得以「向下渗透」至K字底端。
3. 支持社會創新與成果導向政策：
政府應逐步導入「成果導向」的公共政策採購，支持以解決社會問題（如偏鄉醫療、高齡照護、青年就業）為職志的社會企業與新創，創造具備尊嚴工資的多元就業機會。
影響力經濟更具體的是要開始著重
1. 緩解「K型分化」，帶動百工百業有感轉型：
- 引導資本外溢：透過「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將科技業賺取的龐大資本，引流至高齡照護、永續農業、地方創生等傳產與社會企業。
- 科技賦能社會創新： 鼓勵將台灣領先的AI、5G技術應用於解決社會痛點（例如：運用AI建立偏鄉微型醫療網、智慧農業減碳系統），讓科技紅利轉化為跨產業的升級動能，提升基層勞工的薪資與產值。
2. 扣合綠色供應鏈，鞏固「護國神山」的國際地位
- 從「被動合規」到「主動創造影響力」： 過去企業將碳減排視為營運成本，但在影響力經濟下，循環經濟（如廢塑料再製、半導體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轉變為利潤中心。
- 強化供應鏈韌性： 協助台灣龐大的中小企業供應鏈進行結構性減碳，不僅能維持國際大廠的訂單，更能避免失去國際競爭力。
3. 多元化經濟結構，培育「永續內需」新產業
- 打造B型企業與社會創新聚落：加速這類「對世界最好的企業」規模化，能創造出以「綠色消費」、「循環經濟」為核心的強大內需市場。
- 發掘新能源與碳金融商機：圍繞離岸風電、地熱、智慧電網等永續能源轉型，將衍生出龐大的在地工程、綠電憑證交易、以及影響力金融產品，為台灣金融業開闢新藍海。
4. 解決人才荒，提升新世代勞動參與率
- 以「使命感」吸引人才回流： Z世代與新世代工作者高度重視工作對社會的價值。影響力經濟導向的企業，能透過明確的社會使命感（Purpose-driven），吸引更多優秀年輕人投入傳產升級或社會創新。
- 健全包容性就業：社會企業與影響力商業模式往往能提供中高齡、二度就業或弱勢族群更具包容性的就業機會，活化台灣逐漸萎縮的勞動力市場
影響力經濟對台灣的深化，是讓經濟從「單點爆發的科技代工」轉向「兼顧社會韌性與環境永續的全面生態系」
台灣的經濟再造，絕不能僅僅依賴幾座「護國神山」的孤軍奮戰。引進 GSG 影響力經濟的思維，是給予台灣中小企業與傳產一條「價值升級」的生路。當我們不再只追求冰冷的 GDP 成長率，而是將環境和社會共融視為新一波成長的火車頭，台灣才能真正告別 K 型撕裂，迎來一個更有韌性、更為溫暖的共榮經濟體。
回到最開始柯恩爵士10年前的預言及對全球企業的期許，不難發現，影響力經濟是必然的趨勢：就企業的角度而言，ESG創造了永續產品與服務的需求，企業如果能夠發展解方（無論產品或服務），不但可以解決永續難題，更可以獲得市場，員工，及投資人的青睞，進而為自己帶來新的發展與營收。既符合上述「決策三維化」，也完全利人利己。影響力獨角獸10年來，暴增10倍有餘，就是最好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