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8月21日三讀通過《能源管理法》部份條文修正案，由於台灣正值AI、半導體等產業推升用電需求，能源署原預計透過修法強化用電大戶能源管理，降低新增用電對公共電網的衝擊。然而，原先要求用電大戶「自用發電及儲能設備兩者皆須設置」的規範，在立法院審查過程中改為二擇一且不溯及既有用電大戶，引發環團憂心用電大戶承擔的能源責任將大打折扣，且新增的供電缺口若繼續由台電承擔，恐將阻礙能源轉型。
《能源管理法》自2016年修正後，2026年再次修法已是十年後，共增修15條條文。經濟部表示，此次修法主要是因應全球淨零排放趨勢，以及AI產業發展帶動的大量用電需求，藉此強化能源需求面管理，推動深度節能。
經濟部指出，本次修法主要聚焦四大方向：
一、公開能源銷售統計資料：參考國際先進國家實施情形（如用電資訊），在確保企業營業秘密及個資下，以去識別化方式公開能源銷售統計資料，可使大眾瞭解能源使用情況，促進節能對策強化與輔導，並有利於能源教育及溝通。
二、增訂新設或增設的能源大用戶應設置自用發電或儲能設備：因應AI產業發展，如資料中心、電子業等大型用戶設立，帶來大量電網需求，針對新設或增設達規定容量的用戶，規範設置自用發電或儲能設備義務，強化企業能源自給供應韌性，以降低對公共電網負荷及依賴。
三、強化地方政府執行節能稽查量能：修法賦予地方政府得委託專業機構或技師執行節能規定稽查，將有助增加地方政府節能規定落實的量能。
四、加大罰則力道敦促廠商與用戶重視節能：提高罰鍰金額上限，及新增涉消費者權益的事項，得公布違規業者名稱及事由等，以促使業者重視節能。
本次修法過程中，立院與行政院版本大致相同，唯獨在第10條出現大轉彎。行政院原版本要求用電契約達一定契約容量的用電大戶，需同時設置自用發電及儲能設備，但立法院一讀後改為「自用發電或儲能」二擇一，且不溯及既有用電大戶。
也因此，原本預計納管的400多家既有用電大戶排除在外，引發環團質疑修法近乎無約束力。
發電儲能二擇一、再排除既有大戶 環團憂能管法效果恐打折
原先行政院版本規劃，第10條增訂所有能源用戶所簽訂的用電契約，契約容量達一定門檻者，即所謂「用電大戶」，應於一定期限內設置自用發電「及」儲能設施。
不過，8月5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時，立委鍾佳濱、邱志偉、邱議瑩等人提出再修正動議，因產業界提出既有廠房空間不足、設備安全及法律不溯及既往等疑慮，將規範改為自用發電「或」儲能設備，且不溯及既有用電大戶。該案最終在朝野立委及能源署無異議下通過。
對此，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專案主任林練凱指出，根據台電統計年報，既有約400家用電大戶的用電量已占整體電網約四成；經濟部2026年發布的用電需求報告也預估，未來10年用電年成長率將大幅升至2.5%。他說，在電力需求持續攀升的情況下，若進一步鬆綁用電大戶自發自用及設置儲能的責任，可能增加公共電網負荷，也可能壓縮民生用電空間。
「這次立院版本的影響就是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直言，若第10條規範門檻維持在5MW以上的用電大戶，符合條件的大多為電子業、半導體大廠及大型資料中心。但這些企業在環評計畫中，或是向科學園區申請設廠時，自身設定的再生能源或減碳目標，往往都遠比能管法這次修法的要求還要嚴格，因此立院版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對這些高用電產業產生任何額外的管制作用。
加上立院版改為只規範新設用戶，等於讓規範的對象範圍更縮減，相當於讓約束力再大打折扣。
趙家緯指出，原本期待第10條有機會成為《能管法》中，少數針對「供電端與儲能系統」進行規範的法律工具，甚至成為落實「責任用電」的契機，也就是企業在面對氣候變遷與供電風險時，必須承擔相應的能源責任。
但企業能源責任的鬆綁，可能進一步牽動台灣的能源結構。
趙家緯指出，以用電佔比最高的半導體業來看，未來十年的用電量就從目前400億度以下，增加至約1,100億度。若法規沒有要求用電大戶同步籌措綠電或儲能，供電責任的燙手山芋又轉嫁回了台電。
對台電來說，若要補足快速增加的供電缺口，進口天然氣仍會是主要選項。這也使台灣更難擺脫天然氣，增加淨零轉型的困難。
至於立院版本為何與行政院原案出現落差？趙家緯認為，關鍵之一可能在於行政部門前期溝通不足。他表示，原先修法討論對第10條著墨不多，相關規定是在行政院層級後來加入，因此在送進立法院前，對能源署幕僚、立委及社會大眾的配套說明與溝通並不充分。
當草案進入立法院、面對產業界反對時，行政部門缺乏足夠的論述與配套措施支持，最終只能逐步削弱條文的規範強度。
鬆綁第十條就能兼顧企業彈性與能源責任？多元履行機制可能才是最大公約數
企業無法配合行政院原版的根本原因，真的能單靠將「發電與儲能兼備」改為「二擇一」就迎刃而解嗎？趙家緯認為，在確保大型用電戶承擔能源責任的前提下，提供更彈性的履行選項，或許是更理想的解方。
工業總會日前聲明指出，儲能設備可能涉及安全疑慮，既有廠區也可能面臨空間不足，加上法律不應溯及既往原則，因此希望第10條除了開放自用發電與儲能設備擇一設置外，也能增加替代的履行方案。
對此，趙家緯表示，相較於以推動綠電使用為宗旨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能管法》修正案所提供的合規管道確實較為單一與僵化。
以《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為例，規範對象若面臨履行困難，除了自行建置發電設備，法律還給予了建置儲能設備、購買綠電憑證或直接繳納代金等多元的彈性履行機制。
相較之下，《能管法》修正案並未提供類似選項。對此，趙家緯認為，在維持用電大戶能源責任的前提下，提供更多元的履行方式，既能回應在空間、安全與成本上的實務限制，也可降低硬性管制引發的反彈，避免政策陷入「硬性要求遭反對，最後妥協鬆綁，導致管制效果降低」的死循環。
除了增加履行方式，第三方投資及跨區域建置，也可能成為企業履行能源責任的另一種途徑。林練凱指出，法條中對「裝置」的法律解釋可能過於狹隘，建議主管機關未來在執法及條文解釋上，可以適度放寬「裝置」的認定方式。
例如，企業不一定要在廠區內建置設備，也可以透過第三地投資、與能源業者合作或共同投資，在廠區外建置再生能源及儲能設備等以履行用電責任。若能從「廠內設置」轉向「能源責任履行」，企業的空間限制可望降低，同時保留用電大戶應負擔能源責任的原則。
能管法不必「一法管到底」，搭配加強既有機制、不同產業該有不同解法
用電大戶並非單一產業，能源政策是否需要差異化管理，是修法後另一項課題。不同產業的用電型態、發展階段與減碳能力皆不相同，若所有用電大戶都適用相同的責任與管制要求，可能難以反映產業差異。
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專案主任張皪心指出，像傳統產業與半導體產業面臨的能源轉型條件就有明顯差異。螺絲帽、鋼鐵、石化等傳統產業，不像半導體業受到國際供應鏈減碳要求，較早開始布局，因此轉型陣痛會更嚴峻。
張皪心建議，未來中鋼、中油等國營事業，以及半導體供應鏈中的核心大廠扮演領頭羊來「以大帶小」，帶動體系內的中小型供應鏈廠商共同參與綠電與儲能投資，降低中小企業自行對外談判、投資及建置的門檻，同時分攤營運成本與風險。
趙家緯則認為，《能管法》應先建立共同的基本責任，再交由其他制度處理產業差異。他認為，面對不同產業的用電需求，《能管法》的功能不應是「一法管到底」，而應先建立用電大戶的基本責任框架，再依不同產業特性，透過能源使用評估、環評等既有制度進一步加嚴管理。基本責任加上其他制度補強，可能是第十條規範弱化後較具可行性的政策路徑。
以AI資料中心為例，可以透過能源使用評估制度強化能源效率要求。目前資料中心能源效率規範以PUE（電力使用效率） 1.3 為標準，趙家緯指出，部分國際企業在台灣的資料中心已可達到更高水準的1.1。若產業技術水準已高於現行標準，資料中心能源效率規範應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
但提高能源效率，仍無法直接取代再生能源要求。趙家緯指出，能源使用評估目前主要著重於用電效率，對於資料中心應使用多少再生能源，仍缺乏相應要求，因此仍需要其他制度補足。資料中心即使降低單位用電量，電力來源是否低碳仍是另一個必須處理的問題。
針對半導體產業，趙家緯表示，由於新廠設置須先經過環評，建議政府能透過加嚴環評附帶條件的方式，來強化能源責任。例如要求企業在提案時提出更具體的綠電取得規劃，且承諾使用的綠電以台灣本土再生能源為主，以避免大廠透過購買境外再生能源憑證來花錢了事。這樣即使《能管法》第10條規範有限，仍可對高用電產業形成約束。
從「節能」走向「責任用電」 再生能源要求仍待補強
趙家緯進一步表示，《能管法》的管理思維不應只停留在傳統的節能與能源效率，而應進一步要求用電大戶承擔「責任用電」。也就是說，企業除了提升能源效率，也應搭配儲能、需量反應、機動發電等措施，在增加用電的同時，承擔降低對電網衝擊的責任。
但從淨零轉型角度來看，降低電網衝擊還不夠，再生能源使用仍是缺口。林練凱提醒，修法雖將再生能源納入能源定義，卻未明確要求用電大戶優先使用再生能源，對淨零轉型的實際效果可能因此打折。用電大戶除了要減少對電網的衝擊，也必須進一步處理「用什麼電」的問題。
此外，修法的實施時程與寬限期，也可能形成另一項政策漏洞。林練凱指出，由於法案實際執行時間較晚，加上後續還有長達5年的寬限期，業者可能為避免未來被新法納管，在法案正式實施前加速完成建廠。因此，主管機關除了思考如何依產業特性進行差異化管理，也必須留意寬限期可能帶來的規避效果。
當AI大爆發、半導體產業持續推升用電需求，台灣面對的已不只是「如何節電」，而是「誰應為新增用電負責」。
如果用電大戶的自發電、儲能與再生能源責任不足，新增電力需求仍須由公共電網承接，最終可能反映在台電的供電投資與發電結構上。《能管法》這次修法究竟能否從傳統節能走向「責任用電」，關鍵仍在後續子法、執法方式，以及其他能源政策工具能否補上第十條鬆綁後留下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