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降雨和土石、凍土崩落造成的大型洪災已然成為全球的共同氣候難題。面對日趨棘手的河川與水治理議題。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地理、規劃與環境學系榮譽教授 Leonard S. Sklar即將來台，以環境工程和數據監測的角度，提供與河共好的新視角。
2026年10月13日即將舉辦的台灣國際水週系列活動一「水利國際論壇」，特邀請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地理、規劃與環境學系榮譽教授 Leonard S. Sklar，以「流域生命轉折：全球治理路徑對照與土砂永續管理」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2025年花蓮馬太鞍溪潰壩事件屆滿一週年，令人心驚的畫面仍然歷歷在目。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製作的「馬太鞍溪的百年變遷與防災啟示」深入報導，揭示從日本時代，人類與馬太鞍溪爭地的堤岸、聚落建造演變。
2026年9月，尼泊爾的洪災震驚世界，更讓氣候變遷下，冰川、河川與治理的議題，重新以衝擊性的角度進入全球視野，「與水爭地」常是以人命為代價，人們該以什麼新視角理解河川與利用、治理？
Leonard Sklar 是地質學家與土木工程師，專精於河流與坡地地貌學（fluvial and hillslope geomorphology）。自2003年來已發表了 80 多篇評審論文，研究主題涵蓋水壩拆除計劃中的泥沙管理、水生棲地復育、床載泥沙輸送（bedload sediment transport），以及河流與土石流造成的岩石侵蝕。
近期，Sklar 發起並推動一項國際研究計劃，旨在理解與預測坡地產生並供給至河流的泥沙粒徑分布。該研究對永續流域管理具有重要意義，應用範圍包含複合式災害與土地利用影響的預測，以及瀕危魚種的限制因子分析。
自921大地震至今曾多次訪台進行研究的Leonard S. Sklar ，對台灣的地理環境特性更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獨家接受「CSR@天下」的線上專訪，從氣候衝擊的示警，談到河川治理典範轉移，針對台灣山高水急的地形提供流域治理新觀點。
缺乏懸谷的高度河川連通性，加劇極端氣候下台灣河川的挑戰
「河道網路中的連通性（connectivity）」是指集水區或流域呈現樹枝狀的水系型態，水流向下游匯流時就像樹枝延伸一樣。Sklar過去在阿爾卑斯山地區研究「因氣候變暖導致高山地景鬆動釋出泥沙，進而增加土石流風險」時，看到當地受到冰河作用深遠影響所留下的懸谷（hanging valley）地形，在相對孤立隔離的地帶，形成儲存槽一般可以堆積大量泥沙的緩衝區域。
懸谷地形，讓集水區即使有再大量的泥沙，也不會流至下游聚落，產生保護作用。
然而，台灣少有這類地形。
因此，一旦上游泥沙產生速率增加，或是特定土石流事件的規模擴大，將非常迅速地衝擊下游。這種高度的「河道連通性」，意味著下游聚落面臨相當高的災害風險。
隨著氣候變遷加劇，全球降雨模式正轉向集中於少數極端暴雨事件。當暴雨強度加倍，沉積物的輸送量呈現非線性劇增。強烈暴雨帶來的高密度流體能使巨石獲得浮力，夾帶海量的鵝卵石與巨石沖刷而下。
臺灣西部許多主要城市皆建立在山腳下的沖積扇上。大量大顆粒沉積物填滿下游河床引發河床抬升（Aggradation），恐大幅降低河道的疏洪能力，讓建立在舊氣候條件下的防洪設施面臨嚴重考驗。
評估河川的五大步驟，用理解河川解決危機
要解決下游的危機，必須先學會以系統角度理解河川。
Sklar認為，多數情況下將河川工程稱為河川復育（Restoration）並不貼切，因為字面上的「恢復」意味著要把河川變回原始狀態，這在現實中根本無法達成。
Sklar說，修復（Rehabilitation）、再自然化（Renaturalization）或改善（Improvement）更能精準描述治理目標。
Sklar提出五步驟作為通則性的參考，引導工程與規劃人員從系統因果鏈來評估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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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Supply）：水、沉積物、營養鹽與木材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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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Process）：沉積物輸送與河岸侵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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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Morphology）：深潭、沙洲與河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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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Habitat）：為生物提供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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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Population）：最終的生態與生物目標。
傳統作法常僅從「族群」介入，如設立人工魚類養殖場放流，最終卻常因缺乏基因多樣性與韌性而失敗。Sklar認為，有效的治理應具備整體生態系視角，從「供給」與「過程」著手，理解營養層級與環境變遷，例如恢復河川資材的連續性或拆除效益過低的水壩，讓生態系統自發復原。
泥沙治理要有數據基礎，方可建立有效河川治理
泥沙是河川資材中極為重要的一項，但Sklar指出，傳統泥沙治理的問題在於「忽視顆粒大小」是決定水庫淤積與土石流動態的關鍵。
「在某種意義上，沉積物就像一個黑箱，被單純視為總質量或體積（mass），」Sklar表示，當泥沙管理的基礎是建立在猜測之上，就無法預測泥沙在水庫裡會如何沉積；當淤積發生時就只能盲目加高水壩和堤防。同時，極端暴雨引發的土石流夾帶著巨石，其衝擊力與浮力亦難以預測。一旦洪水超越設計標準而潰堤或溢頂，就容易造成毀滅性的防洪系統失效。
更遑論當流域治理涉及防洪、發電、灌溉與生態等多重目標時，因為缺乏沉積物與顆粒大小的關鍵數據，決策者根本沒有足夠的資訊來進行跨領域協同治理。
Sklar建議，水利管理應彌補工程實務與基礎科學間的鴻溝，建立流域尺度的預測模型（Watershed-Scale Predictive Models）。他主張必須精確量化與追蹤泥沙的三大動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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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岩風化破裂時的「顆粒誕生」（Sediment Birth）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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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沿水系向下游傳遞時的「混合與磨蝕演化」（Mixing and W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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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在輸送過程中的「空間分選與沉積」（Sorting）。
為了填補傳統測量的數據空白，他建議導入先進的科學工具，包含利用宇宙線生成放射性核種（Cosmogenic Radionuclides）來精確推算上游流域的侵蝕速率、透過碎屑熱年代學（Detrital Thermochronometry）分析晶體氦含量以追蹤泥沙來源，並進一步建立「生態與物理偶合模型」，為流域治理與長期規劃提供具科學預測力的數據基礎。
還地於河行動！認清框限河道將帶來更大風險
過去，許多的河川治理建立在對淹水的恐懼記憶與理解不足之上，讓人們築起一道道高大的堤防，企圖限制河流。然而一次次的極端降雨導致混凝土河道設計失能，或許也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如何與河共存。
Sklar點出關鍵盲點：
「當防洪系統失效時，它們的失效可能會是毀滅性的。水壩溢頂或潰堤時，龐大的能量與水量會瞬間集中在缺口處，造成嚴重損害。相較之下，自然型態的洪水能均勻、溫和地擴散宣洩。」
Sklar建議引進加拿大與歐洲盛行的「給予河流空間（Freedom Space for Rivers）」的理念，給予河道足夠寬度以進行自然的河岸侵蝕與移動。工程上可改採模擬河川自然動態的「兩階段河道（Two-Stage Channel）」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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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主河道）：平時供低水位水流維持日常運作與生態棲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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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生態防洪平原）：高水期時讓洪水溫和淹入兩側包含公園、運動場與綠地的次級防洪平原，甚至搭配抬高腳柱的防洪建築。
這種設計不僅能更可靠且安全地宣洩洪水，還能結合自行車道與綠地，為市民創造優質的親水空間，同時維護下游沉積物與資材傳遞的連續性。
Fossil Creek水壩拆除案，讓自然修復自然
以Sklar刊登於《Geomorphology》中的「美國亞利桑那州Fossil Creek水壩拆除案」為例，研究顯示，當早期水壩截斷水流時，河道結構與生態會嚴重退化。然而當水壩正式停用，還水於河並給予河流空間時，水生生物，如藻類與植被，會與水文物理過程產生強烈的「水生生物（如藻類、水生植物、昆蟲）與物理地貌（如河床、沉積物、水流 hydraulics）之間，產生雙向且互相增強的循環影響」，以平均每年超過2公分的速度自發性重建複雜且堅固的階潭地形。
這種由生物與地貌自發重建的階潭結構，為防洪帶來了傳統水泥管道所缺乏的動態彈性。
當暴雨來臨時，連綿的天然階梯與深潭能有效消散水流的動能，並攔截粗大泥沙以減少河床的下切侵蝕。與強行固定水泥形狀的傳統工程不同，這種「著重於恢復水流、沉積物與養分等資材供給，以及泥沙輸送、侵蝕與沉積等自然地貌過程的河川生態治理形式。」的再自然化，比起傳統工程常採用強行建造並固化水泥河道形狀的「人為指定並預先設計河道的幾何形狀，此方法通常假定穩定的河道平面與橫斷面形狀，嘗試直接塑造靜態棲地。」手法，更能讓河川在「建設期（日常基流與生物作用）」與「破壞期（罕見洪水重塑）」的動態循環中，形塑最具抗災韌性的動態平衡。
延伸閱讀
流域問卷調查
本問卷旨在瞭解企業／組織在水資源管理、生態共好與地方治理上的實踐現況，並作為 2027 年生態影響力與跨界合作策略規劃的參考
「流域共好」企業公民、水系子民永續行動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