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第一的郭台銘,躋身全球十大CEO的最後一哩是?

圖片來源:黃明堂

作者:顏和正

最會賺錢的執行長,就是最好的執行長?《哈佛商業評論》公布2016年全球執行長(CEO)一百強排名,郭台銘在財務績效指標高居全球第七,然而總排名卻只有40名,為什麼?

最會賺錢的執行長,就是最好的執行長嗎?根據《哈佛商業評論》2016年全球執行長(CEO)一百強的調查,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在財務績效的指標上高居全球第七名,然而總排名卻只有40名。落差更大的是位居財務績效榜首的亞馬遜(Amazon)的貝佐斯(Jeff Bezos),但總排名卻滑落到第76名。為什麼?

答案就在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哈佛商業評論》的評比,財務指標佔了八成的權重(包括股東報酬與市值等指標),非財務面的CSR則佔了兩成,但僅僅兩成的權重,卻足以讓郭董與貝佐斯跌出全球前十大CEO的榜單。事實上,《哈佛商業評論》從2010年起開始進行該項調查時,前幾年純粹只看財務數字,貝佐斯曾因此連續三年掄元。但自2015年起,他們開始將CSR表現納入評比標準,全球最佳CEO的定義,不光只是會賺錢就好,還必須在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等相關領域,也有所建樹。

在2016年前十大CEO中,僅有兩位在財務指標中位居前十名,分別是總排名第一、財務排名第六的丹麥藥廠諾和諾德(Novo Nordisk)的索倫森(Lars Rebien Sørensen),與總排名第五、財務排名第三的巴西伊塔烏銀行(Itaú Unibanco)的塞圖巴(Roberto Egydio Setúbal)。

身為亞軍的英國廣告公關集團WPP的索瑞爾(Martin Sorrell),其財務表現則為第12名,總排名第三的是旗下有Zara等服裝品牌的西班牙Inditex集團的伊斯拉(Pablo Isla),財務表現僅排在第24名,雖然表現不錯,但主要還是因為在CSR領域有優秀表現,才一舉晉陞為全球前三大的CEO。(表一)

反觀財務指標前十名中,僅有四人進入總排名前40名,除了前述的索倫森、塞圖巴、與郭董之外,還有位居第39名、美國基金公司貝萊德(BlackRock)的芬克(Laurence Douglas Fink)。財務績效第9名的網飛(Netflix)的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總排名甚至驟降到第96名。(表二)

這項結果也透露出不同區域的企業的關注點。純看財務指標,前十名的CEO幾乎以美國企業為主,但總排名前十大則幾乎以歐洲企業為主,這反映出美國企業仍舊以資本主義為導向,而歐洲企業對CSR則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相較之下,亞洲企業的CEO在CSR的投入相對落後。郭台銘是亞洲第一名,只有他擠進前40名,日本電產的永守重信總排名第42名(財務排名第30名),是亞洲CEO中的第二名。大陸騰訊的馬化騰,財務指標高居二名,但總排名落到了第45名。日本軟銀的孫正義,財務排名為第16名,但總排名更落到了第73名。台灣另一位入榜的是聯發科的蔡明介,倒是因為CSR的表現不錯,雖然財務指標位居第106名,在總排名中卻擠入第83名。

財務績效與CSR看似互斥,但近年來研究顯示,CSR其實對企業的經營績效大有助益。根據美國研究機構IO Sustainability、巴布森學院(Babson College)、威訊通信(Verizon)、與金寶湯(Campbell)在2015年共同進行的「Project ROI」研究指出,CSR可以為企業帶來具體實際的好處。

從公司價值與股價面來看,CSR可以讓公司市值增加4~6%,系統性風險可以降低4%,股東價值在15年内可以增加12億8千萬美元。從業務與聲譽來看,營收因此能增加20%,產品定價可以高出20%,提升核心客戶忠誠度達20%。在人資領域,CSR讓員工流動率可以降低50%,員工生產力也能上升達13%。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1970年代主張「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為股東賺取最大的利潤」,被許多企業奉為圭臬,但典範顯然已經轉移。不過,與其說其觀念謬誤,不如說落實社會責任的企業,反而能創造更大的利潤。CSR與經營績效相輔相成,做好事,便是一門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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