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是什麼？生物多樣性公約（CBD）與聯合國氣候公約（UNFCCC）同年誕生，但當排碳有價變成主流時，為何生物多樣性的推動還在起跑階段？事實上，這幾年永續發展關注的減碳、降溫、減塑不成的後果，通通都會指向背後更盤根錯節的危機——生物多樣性的流失。
（2026年5月12日更新）
2026 企業生物多樣性合規必備 FAQ
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生命形式的多樣化程度，由三個相互依存的層次構成。遺傳多樣性，指物種內的基因差異，是適應環境變遷的基礎。物種多樣性，指區域內物種的豐富度。生態系多樣性，則涵蓋森林、濕地等棲地及其交互作用。這三者交織成支撐生命的韌性網絡，任何環節缺失都會削弱自然的穩定性。
生物多樣性提供人類生存所需的供給（食物、水源）、調節（氣候、授粉）及文化服務，這被視為維繫經濟運行的「自然資本」。全球超過一半的 GDP 高度依賴自然資源，當生物多樣性喪失時，會導致原物料短缺、供應鏈中斷及財務風險增加，因此保護自然已從環保議題轉型為核心的經濟韌性議題。
2026 年的趨勢顯示，自然損害已成為實質的財務陷阱。將「自然影響」轉化為「財務報表語言」的國際框架。它與 TCFD（氣候揭露）相輔相成，其核心目標在於引導企業將自然資本納入決策指標，盤點營運活動對生態進一步的依賴與衝擊，辨識隱藏的風險，再轉化為競爭策略與機會。2026年金管會對齊 ISSB （國際永續準則），參考TNFD框架，自然與生物多樣性的揭露已納入年度永續報告書的必填項目。【延伸閱讀：認識「生物信用額度」（Biocredits）】
2025 年在巴西舉辦的 COP30，被視為「氣候（TCFD）」與「自然（TNFD）」兩大議題合流的關鍵時刻。推動「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bS）」，象徵單一碳權的時代轉向高品質碳權。減碳專案需同時「減碳」與「保護」以免於漂綠嫌疑。 【延伸閱讀：TNFD與TCFD 兩大風險財務揭露走向整合】
SBTN 是由 WWF、CDP 等 80 多個權威組織組成的全球聯盟，旨在引導企業設定符合「地球邊界（Planetary Boundaries）」的科學目標。它將抽象的環保承諾轉化為量化、可驗證的績效指標，目前優先聚焦土地、淡水、生物多樣性與海洋四大領域。透過 SBTN 框架，企業能精準盤點營運對自然的衝擊，從源頭「停止生態轉換」並「減少土地足跡」。這不僅是預防漂綠、符合國際金融機構審查的科學工具，更是企業在 2026 年對標 TNFD 與 COP30 趨勢、確保供應鏈韌性與法規合規的核心準則。【延伸閱讀：認識SBTN與生物多樣性關鍵字】
台灣企業已將生物多樣性轉化為實質行動：
這些案例顯示，企業正透過棲地營造、物種復育及公私協力，將自然保育內化為品牌價值與營運韌性。
近五年來的全球環境永續趨勢，從2021年第26屆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6）為全球氣候行動訂下2050淨零排放；2022年十年一度的生物多樣性大會COP15，定出2030年前陸海域保護區面積各達30%（簡稱30×30生物多樣性目標）；直到2024年底即將在韓國釜山定案的《全球塑膠公約》，目標是要在2040年前全球減塑60%（簡稱60×40全球減塑目標）。
檢視這三大全球環境倡議目標，全球產業在減碳和減塑行動，跑得比各國政府還快。基本上，國際大廠只要設定減排目標，供應鏈製造商勢必得配合跟進；跨國消費品產業如聯合利華、雀巢及可口可樂等，因應塑膠污染也早已針對包裝減塑設定時程。
（全球減塑倡議：2024世界地球日為何重新聚焦「減塑」？《全球塑膠公約》正從倡議、決議走向法規，重點行動一次看！
全球生物多樣性倡議：生物多樣性為什麼重要？什麼是KBA？企業如何評估是否影響到生態保護區？）
但是，生物多樣性的保存呢？
相比溫室氣體排放量、石化塑膠使用量，產業容易盤查、管理及制定減量計畫。但如何避免人類活動持續加劇生物多樣性的流失，評估產業經濟發展衍生的自然風險，確實是目前推動生物多樣性目標的一大難題。
世界經濟論壇（WEF）2020年曾估計，全球44兆美元的GDP，將近50%產業呈現中高度依賴生物多樣性。
（延伸閱讀：什麼是TNFD？TNFD架構跟TCFD差在哪？一次搞懂「自然相關財務揭露」）
全球減碳，國家及企業組織能藉由碳定價推動；全球減塑，部分歐洲國家也開始針對消費者或產業徵收塑膠稅費。為了維持生物多樣性，我們該如何計算使用自然資源的成本？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研究員鍾國芳回憶起，2024年在某場產官學聚集的會議上，曾遇上與會者脫口而出：「死了一隻穿山甲有什麼關係嗎？」當下他被這突然其來的提問嚇到，事後才理解到，對他來說保育生物多樣性是理所當然的事；相反地，有些人認定生態服務全部免費，才理所當然。
「這就像在問『一台車碳排超高會怎樣嗎？』」鍾國芳認為，當排碳有價早已成為當代社會的主流價值時，我們卻還未學會生態服務有價是怎麼一回事。
難題一：生態服務價值怎麼算？
地球無償提供的生態服務有多少價值？
1990年代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曾試行過一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封閉系統實驗——「生物圈2號」。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該計畫耗資上億美金，仿造生物圈1號——也就是我們生活的地球，在人造的球體結構物裡，引進3800種動植物，打造熱帶雨林、草原、沙漠及海洋等生態系，同時邀請8名工作人員不接受外界資源挹注，在這封閉生態球裡生活兩年。
當時投資這項瘋狂實驗計畫是一家太空創投公司，企圖找到人類得以在另顆星球生存的方法。
但這顆人造地球歷經不到一年半，生態系統便開始出現失靈：25種生活在內的動物、有19種滅絕，大多昆蟲滅絕、無法為植物授粉，細菌滋長耗氧且釋放大量二氧化碳，生物圈2號氧氣濃度一路從21%降至14%，導致工作人員幾乎無法呼吸，一度還得從外界輸送氧氣進去......
人造地球實驗以失敗告終，後期科學家回顧時普遍認為，生物圈2號的失敗卻傳達出一則很強烈的訊息：8名人類兩年所需的空氣、飲用水和食物，我們花2億美元都買不起。
鍾國芳直指2億美元這數字，就是人類可粗略窺見地球無償提供生態服務的經濟價值。「陽光、空氣、水，現在要再加上生物多樣性，都是我們太習慣免費取用的公共財。」
目前研究估計，全球應對生物多樣性挑戰的資金缺口，每年平均高達7000億美元（約新台幣23兆）。相關融資如何衡量生態價值，是我們得面對的重要挑戰。
難題二：氣候的敵人鎖定化石燃料，生物多樣性呢？
這幾年企業搶破頭的COP入場申請，起源自1992年聯合國於巴西里約舉辦地球高峰會，當年大會通過最為人所知的《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
同年通過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則是直到2022年睽違十年舉辦締約國會議（COP15）時，才再次引發國際關注。因為上回2010年訂下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在10年過後檢視成果時發現，21項目標竟然沒有達成任何一項。
從2005年開始參與氣候峰會COP，台大森林系教授、前任生物多樣性中心主任邱祈榮認為，相對生物多樣性，氣候議題當然更容易處理。
人類應對氣候變遷的策略最主要就是減緩與調適，舉減緩為例，設定量化目標、減少排放，不清楚排放量、就進行盤查，要求私部門減碳的路徑可以非常明確。
「但生物多樣性流失的影響或成因都非常複雜，不像是談汰除化石燃料那麼單純，」邱祈榮說。
比如物種或棲地破壞，可能起因於在地經濟發展需求、起因於貧窮，很多賴以自然維生的族群都是經濟弱勢。舉亞馬遜森林為例，濫墾濫伐的多是當地居民，在地人作為企業集團的車手代為破壞。只要沒有解決民生問題，基本上就無法遏止這類現象。
另方面自然生態系統脆弱，容易被破壞、卻恢復得很慢，且恢復生態需要大量資金。而大多受破壞的環境都在偏遠地區，「你說誰願意把資金投到那些地方呢？大概就只有些慈善團體、非政府及非營利組織。」
雖然目前國際碳交易市場，最熱絡的投資標的是自然碳匯專案，自然碳匯也正好牽連起氣候議題和生物多樣性的關聯性。但近來學者發現，全球因此衍生出「碳經濟殖民」（又稱，碳殖民主義）。
一般自然碳匯專案，一旦簽約土地利用就須被綁定20年、30年起跳，邱祈榮解釋，這意味著在地居民將下一代的權益都一併讓渡出去。
日前研究新加坡碳交所（CIX）上架的碳權專案，邱祈榮試算給記者看，一筆碳交易買了巴基斯坦面積達35萬公頃的自然碳匯，每年可獲得25萬噸碳權，交易價格每噸碳定價約28美元（約新台幣900元）。
換算過後，該筆專案讓巴國簽約者一年可望獲利700萬美元，但於此同時，35萬公頃的土地相當於1/10大小的台灣，邱祈榮直呼：「1/10台灣土地要被綁約30年很驚人。」
這就是碳經濟殖民，帶來一體兩面的影響力。
難題三：只要生物多樣性，留在原始自然的保護區？
談起對生物多樣性的迷思，鍾國芳指出多年研究生物多樣性的維持，最常碰見的難題是：「大家往往想像生物多樣性的維持，都是漂亮的植物、特殊的動物，長在很遙遠的自然風景保護區。」
鍾國芳說：「但不是這樣的，我們生活的地方，原本就是生物生存的環境。」
2010年CBD締約國在設定愛知目標時，早已發覺「不把人放入環境的保育行不通」。由日本流行來台灣、大家熟知的「里山倡議」也在當年被提出。在日文裡所謂的「里山」，指的就是人與自然的交界處。
對照回台灣情境，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於2019年開始推動的國土綠網計畫，以中央山脈為主幹、串連淺山，延伸出以山林為主的綠帶，及以水域為主的藍帶，利用網路盤點出關鍵保育軸帶。在台灣最急需保育的淺山地帶，同樣指的是山林與人居的交界處。
同樣以保育為目標，把人放回環境會發生什麼事？
鍾國芳舉玉山國家森林公園為例，因禁止原住民狩獵，後期區域內缺乏天然的獵食動物，長久下來草食性動物如水鹿、山羌過剩繁殖，大量啃食境內地被層植物，變相導致林層多樣性下降。
鍾國芳點出「持續性低度干擾」的做法，反倒能維持生物多樣性，就玉山國家公園的情況而言，允許原住民恢復傳統狩獵、低度使用森林資源，可能就是種解套。
而且劃設了保護區，仍需要經營管理。目前在台灣法令中，保護條件最嚴格的是「自然保留區」——區域內禁止任何人為經營、外來干涉行為。兩年前關渡濕地從自然保留區，解編成國家重要濕地，同樣體現出保護區需要經營管理的重要性。
關渡保留區原本保育的標的物種是水鳥，但過去在劃分成自然保留區、不得疏伐的情形下，紅樹林快速增生，濕地逐漸陸域化，導致水鳥失去棲息地，反而因此未達保育目的。
2021年台北市政府考量淡水河疏洪需求，也需適當疏伐紅樹林，因此將關渡自然保留區解編，終止35年來禁止人為經營的規定。
當關渡濕地開始疏伐紅樹林，進行人為管理後，這兩年水鳥就回來了。
「只是一昧的保護，老實說不見得對生物多樣性的維持有長久幫助，」鍾國芳表示，當代保育思維是——永續利用和永續經營，我們勢必得將人類活動視為影響生態平衡的一環。
問題在於，我們該如何衡量甚至限制人類活動的適度利用呢？
借鏡英國環境法案，台灣還該做哪四件事
2021年英國通過新《環境法案》，其中針對限制開發行為，提出生物多樣性淨增益（Biodiversity net gain，BNG）。
邱祈榮解釋BNG的概念很簡單，它要求任何開發案不僅必須保護開發地的生物多樣性，且還得在30年內將其再提高10%。
換句話說，開發商「在開發後至少有30年」得對該場域的生物多樣性負責，且為了獲得開發許可，開發商必須事先制定生物多樣性增益計畫，解釋開發後如何為物種營造棲地，提供比開發前既有棲地至少好10%的資源。
英國環境法案通過後，同年英國標準協會（BSI）便按此發布新標準 BS 8683，將落實BNG的流程與原則標準化。
邱祈榮認為，英國環境法能走到這步，生態基礎資料的累積和與時俱進絕對是關鍵。對比台灣情境，邱祈榮和鍾國芳不約而同地提到「台灣生態調查不足」、「生態基礎資料缺乏」的問題。
鍾國芳給了組數字參考，目前台灣已知物種約6萬4千種，但理論上台灣應該至少有25萬種，「代表我們目前已知的、命名的只有1/4，而且幾乎每年都會持續發現新類群。」
「在很多沒有名字的小溪流裡，都可能還有我們還沒發現的淡水魚，」鍾國芳說，隨著開發水泥化，一旦小溪流消失了，有些物種可能我們來不及指認就已流失。
若只是用保護區面積來看，台灣陸域保護面積早已達國際要求的30%，海洋保護區則占我國12哩海岸線約8%。
鍾國芳直指，僅看面積比例遠不足以檢視保育成果。台灣中央山脈基本上都無人居，國家森林公園、再加上保安林地，陸域面積加總超過30%，這都基於台灣地景的特性。「數字看起來是達標了，事實上這裡頭也不是均勻涵蓋所有棲地類型，非常偏重森林或集水區。」
未來要談台灣總體生物多樣性，邱祈榮認為，有四件事政府必須按部就班執行：
（一）建立生物基線，環境評估時才知道棲地的基礎狀態；
（二）提出技術手冊，指引私部門投資並落實對自然有正面影響的解方，及如何監測成效；
（三）讓當地社群認同，任何自然解方都需要在地社群支持，持續有效監測與落實；
（四）最後要思考，如何進行第三方驗證。
在TNFD的推波助瀾下，近年產業開始關注並參與生物多樣性的倡議，對此鍾國芳呼籲，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行動，的確值得推動私部門參與，但要如何避免漂綠，未來仍須更明確的立法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