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趟尋找解答的旅行，而是一場重新定義未來的遠征。2025年，台灣青年Shawn發起《恆今行動》，八個月內橫跨矽谷、亞馬遜雨林與 COP30 峰會。半世紀前，台灣以「護國群山」編織了科技奇蹟的集體敘事；今日面對氣候危機，我們需要的不再是恐懼驅動的末日警告，而是一套能賦予意義、包容衝突的「敘事基礎建設」。這是他帶回台灣的提問與解答，也是為下一場集體敘事拼湊的藍圖。
2025年，我以台灣青年的身分發起《恆今行動：氣候創新與自然恢復力的長期思為與繁榮敘事》（Operation Long Now: Climate Innovation and Nature Restoration Narratives for Long-term Thinking and Flourishing）為2025年「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築夢工場組入圍計畫。以長期思維作為敘事框架，走進不同國家的氣候科技創新與自然修復現場，記錄世界正如何在綠色轉型的矛盾中立足與權衡。洪麒翔歷時八個月跨國調研，記錄全球氣候轉型經驗，盼為台灣打造在地氣候語言，將挑戰化為共創解方的契機。，在八個月內跨越眾多國家和城市，拜訪舊金山矽谷、融入歐洲最古老的生態社區、造訪北半球最大的鰹鳥棲地、參加紐約氣候週，一路走進巴西亞馬遜雨林城市貝倫，參與聯合國氣候峰會COP30會議，再到智利阿塔卡馬沙漠，瞭解天文學與能源正義交織運作的現場。
途中，我反覆追問同一個問題：
在氣候危機下，我們能否同時追求科技驅動的短期解方，以及如何讓文化、制度與集體心智產生長遠的轉變，而不是犧牲其中一方？我們又如何在這樣的轉型中，為人類與其他物種創造共同繁榮的路徑，成為更好的祖先？
近年來，能源轉型與氣候調適的探討不再只是工程與政策問題。對於人文社會的瞭解與科技快速的研發，人們開始更認真追問：
我們究竟在想像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例如歐盟「地平線2020」等大型研究框架，意圖要把能源未來的社會想像、文化價值、政策制定以及複合技術的各種關係，納入跨學科的轉型性與系統性研究。
這些涉及轉型性與系統性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科技從來不是憑空發展。從一項技術如何被定義為「進步」，到社會願意承擔什麼風險、接受多少成本，背後都牽涉知識體性如何建構、機制如何運作，以及誰有能力參與決定。
因此，面對未來的想像，從來不只是對尚未發生之事的憑空幻想，而是取決於我們如何詮釋過去，並透過政策、科技及媒體不斷地進行論述而公諸與眾，重新組成為一個社會能夠勇敢面對、認同，甚至願意共同付諸實行的方針。
對於未來的想像，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動員與共同協作的力量。
民主社會中，對於理想未來的集體視野，某種程度上是將共同記憶往前延伸的想望。我們如何「預想」未來，不只影響個別行動者如何理解當下，也無形中劃定了集體行動的邊界。
問題在於，我們從來不只擁有一種未來。
當不同群體對能源安全、產業競爭力、生態保育、世代正義與生活方式各自抱持不同期待，這些想像之間勢必存在複雜的衝突問題，甚至是系統性的矛盾。而愈是在高度不確定的轉型時刻，各種歧異看法會暴露出更根本的問題：
誰的知識被承認？誰能參與想像未來？又是誰擁有能將某一種未來變成現實的權力？
當我把所見所聞的問題帶回台灣，又衍生出一系列迫切的提問。在全球永續轉型正在重新定義產業、外交與國家競爭力的此刻，台灣究竟正在說一個什麼樣的永續故事？我們如何理解自己在世界永續浪潮中所扮演的角色？又能否在既有敘事之外，可論述出一套更成熟、更具公共想像力，也更能轉化為務實行動的新敘事？
從「造山」到下一場集體敘事工程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這八個字收錄在2025年上映的半導體紀錄片《造山者》中，引發國內外廣泛共鳴。其所承載的是一個世代將個人命運與國家未來緊緊相連的使命感。回望半世紀以來的台灣晶片發展奇蹟，「護國群山」從產業名詞，蛻變成一套強而有力的集體敘事：技術突破、人才培養、國家生存、身份認同的驅力、經濟發展與共同犧牲，被編織進同一個未來想像。
這套敘事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它回答了幾個最基本的問題：
我們正在建造什麼？為什麼值得？集體在時代洪流的機緣與命運，即使這一代看不到終點，為什麼仍然要開始？
我認為，面對氣候變遷的綠色轉型浪潮，需要回答同樣的問題。
然而，長期以來，公共影視與媒體文化對於氣候未來的報導，常以災難形式闡述。從電影《瘋狂麥斯》式的末日荒原，到極端高溫、海平面上升、糧食危機，我們已經非常擅長描述「如果失敗，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些風險敘事雖然重要，但恐懼所喚起的意識，卻未必足以支撐一場長達數十年的社會轉型，反而換來冷漠與行動癱瘓。我們除了需要「成功故事」，也追求著一種更能夠填充個體的自我效能，以及務實參與的行動解方。
讓行動的可能放大的同時，充滿希望、選擇正視的同時，也包容風險的存在。例如：低碳轉型除了避免災難，也可以意味著更穩定的能源、更具韌性的產業、更健康的城市、更有安全感的社區，以及下一代對未來的選擇空間。
敘事基礎建設
這也是為什麼，我愈來愈傾向使用「敘事基礎建設」來理解氣候變遷及能源轉型。
它並非替既有政策找一句好聽的口號或單純增加氣候傳播預算。如果它真的要像基礎建設一樣發揮作用，至少必須提供三種能力：意義、參與，以及學習。
第一、意義：在宏觀故事中看到我們的身處之處
我們只有在理解自己與問題的關係之後，才可能產生行動。這也是我創辦 Happenus Podcast 的初衷。藉由科學家、思想家、政策實踐者與社會行動者的深度對談，我試圖把科學、文化與人的經驗重新連結起來，叛辨我們如何被遠比個人更龐大的地方、制度、歷史與時間尺度所塑造。
對台灣而言，這個問題尤其重要。氣候轉型若只被簡化為「減少多少碳」，就很難形成長期的公共意義。但如果它同時關係到台灣的能源自主、半導體競爭力、國土韌性、外交空間與下一代生活條件，成為一個關於「台灣要成為什麼樣的社會」的問題。
第二、參與：從消弭衝突，到與衝突共生
能源轉型最困難的地方之一，是行動者對不同的「綠色未來」本身就彼此存在價值相斥的兩難困，而衍伸建立出各自的論述聯盟及相異的「綠」。
台灣有離岸風電與白海豚保育之間的爭論，也有天然氣接收站與大潭藻礁之間長年的競逐與拉扯。在蘇格蘭東岸的巴斯岩，我看見另一種相似的張力：海上風電、地方產業與超過十萬隻棲息在那塊岩石上的世界級北方鰹鳥重要棲地，在同一片海域被重新協商。
從這些國內外不同案例的觀察也讓我體認到，減碳、生態修復、能源安全與地方發展等價值間的碰撞，在各自的時空背景與國情下，都可能具有各自的正當性。生態修復與能源轉型這兩種未來想像若要取得較為良善的平衡，不能只依靠工程技術本身。公民團體的持續積極參與、與時俱進的管制工具、依科學證據為基礎的環境承諾，以及工程端不斷調整與回應的能力，必須同時存在。
保育理念與開發實務從反覆協商的過程中，若要有效融合成能夠共同演化的實踐關係，所有行動者需要先承認自身知識與視角的局限性，讓不同的經驗、價值與證據能真正被攤開。
它需要有面對衝突的勇氣，也考驗領導者能否為彼此保留足夠的協商與合作空間。能否讓矛盾持續存在，卻不因此失去共同前進的可能，「龢衷共濟、存異求同」，正是擴大公共參與及協作最根本的心態及積極條件。
第三、學習：讓制度有能力改變自己
但只有理解與參與仍然不夠，真正的敘事基礎建設還必須具有記憶與修正自己的能力。如果一個社會每次討論完，都重新回到原點，那麼再多對話也只會消耗信任。
在巴西貝倫COP30大會期間，我看見原住民族與土地捍衛者手持著巴西憲法，把森林遭非法採礦、侵占與農業擴張的現實直接帶入全球氣候政治的核心。對許多亞馬遜原住民族而言，森林並不是一項等待被管理的「碳匯」，而是生活、歷史、親屬關係與身份的一部分。這種知識挑戰了全球治理與資本世界慣用的尺度。一套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衡量世界的體系，是否看得見一片森林對某個社群而言，是祖先、糧食、文化與未來？
科學量化的價值固然有存在的必要，但我從酋長與族人的疾呼中，更深刻體會到學到有些知識並不只存在於模型與數據裡，而是長久累積在身體、土地、生活實踐與世代記憶之中。我們並不是站在自然之外觀察，也不是控制一套外部系統，而是這個錯綜複雜系統的一部分。因此，不是所有關係都能被完整量化，不是所有價值都能被模型捕捉。科學實證精神與古老智慧層次的交融，能夠穿透時空、相互校正與互補。
巴西貝倫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30。圖片來源／洪麒翔
所謂學習，正是願意讓既已理解之事透過新證據或新經驗而將之改寫。
一個健康且具有學習能力的制度，不會把一套模型、一種知識或一次決策視為終局。它必須經常呈現動態，才能夠在新的證據、新的經驗，以及原先未被聽見的行動者出現時，重新檢視自身的假設。這也是敘事與宣傳最根本的差別：宣傳害怕故事改變；敘事基礎建設，則必須讓故事具有學習與改變自己的能力。
耦合，而非取捨；強聯盟，而非弱共識
如果學習意味著容許既有理解被改寫，那麼我認為，氣候治理與社會技術想像的協作基礎，奠基在讓原本分離的知識、制度與行動者重新連結。
今天推動轉型的力量，早已不限於國家，更包括城市、企業、金融機構、社會運動與公民社群。當多邊體制愈受地緣政治與程序限制，台灣在國際氣候的治理重心，也應試圖從「坐上談判桌」，轉為務實的思考與同盟夥伴共同制定標準、技術分享、部署資金，以及盡可能把彼此已分離的人重新連結起來。
目前正是台灣重新理解自身角色與永續位置的契機。
能源安全與減碳、半導體競爭力與氣候責任，不必永遠是二選一；集體的課題，是將不同的體系耦合成強化彼此的能力。
若台灣能跳脫「我們被國際社會排除在外」的敘事枷鎖，把科技實力、綠色金融、供應鏈韌性與氣候調適能力轉化為可與世界共享的公共價值，我們追求的，就不再只是在脆弱且低共識中證明自己的存在，而是與那些願意先行、同行的個人、組織與社群，建立足以把事情做成的強聯盟。
後記
我由衷感謝教育部青年百億圓夢基金計劃的支持，也很感謝我的精神導師張良伊始終陪伴並形塑著我的思考氣候行動的方式。十五年，他來穿梭於亞洲青年、國際氣候運動與跨世代社群之間，身體力行讓我看到共同協作與領導的能力。這也成為《恆今行動》最深的一項體悟：敘事的力量，在於創造條件，讓更多人共同理解、參與、學習，並一起把所預想的未來接力式的建造出來。
這篇文章的發表，嘗試為台灣在氣候治理與能源轉型中的位置找到更完整的語言。我期待它未來能被持續研究、修正，最終發展成一本真正屬於台灣的氣候敘事之書；也希望《恆今行動》成為連結更多國際網絡的起點，讓世界看見台灣青年的恆毅力，以及對下一個世代該有的責任感。